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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尚钺动荡而坎坷的一生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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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尚钺在人民大学授课的讲义《大型中国通史讲义》、在中央党校授课的讲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以及稿本《中国原始社会史问题的探索》等，也曾以油印、铅印等方式广为流传。他还与其同仁先后出版有《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三联书店1958年）、《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三联书店1958年）等文集和译文集（如三联书店于1955年出版的《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这都代表着以尚钺所主持的人民大学历史科研的最高水平。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却逐渐遭到了批判和打击。由于神经过于紧张，尚钺患上了白癜风等病，开始长期与疾病作斗争。李新后来回忆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把阶级斗争强调得过分了，并且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搅在一起，不加区分。这样，尚钺同志就一直处于挨批的地位。为了他伯父的住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尚钺同志用稿费买了一个共有五六间平房的简陋的小院，于是被指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又要开除他的党籍。幸赖聂真等几个同志都主张慎重处理，开除出党的决议才被搁置下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尚钺、孙冶方、巴人等分别被定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尤其是尚钺，因其独立的学术见解更被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
庞朴先生在《艰难的羽化——20世纪80年代编辑生涯杂忆》一文中回顾了5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作为教训，他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实际，特别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认识中国历史实际，说到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史学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最终，它还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比如，“1957年6月，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认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压根儿是个假问题，因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国家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这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观点，谁知不容分说，立即便成了他沦入右派的罪证，成了不许讨论的政治问题。几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尚钺因为主张魏晋封建论，与前苏联某些学者的观点相近，硬是被扣上‘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等政治帽子，乃至于一直追查到汉奸和托派那里去。”这里所提到的“魏晋封建论”，是尚钺在古史分期讨论中的一种观点，区别于郭沫若所主张的“春秋战国说”、范文澜和翦伯赞等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说”等。
他的这种观点最早就受到了批判，因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到了‘文革’前，事实上已经成了不宜踏入的雷区；更何况还有毛泽东主席的定论，早已昭示在先呢。毛主席曾一再说过：中国封建制‘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雪，‘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穴《新民主主义论》?雪。”（庞朴）这就是说：如我们所熟悉的，后来郭沫若所主张的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已经因为毛泽东的赞赏取代了范文澜和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说”、以及尚钺和何兹全、王仲荦等所主张的“魏晋封建论”而定于一尊，特别是后者，更加刺眼。于是，就发生了1957年3月范文澜在北大历史系“百家争鸣”讲座上对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提出尖锐批评，随之《文汇报》加以报道，而尚钺也相应地在5月苏州江苏师院历史系等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加以反驳的事件。
此后，刘大年也在1958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批评了尚钺在序言和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刘大年指责尚钺“早已彻底、全部、干净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论点”，“修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对国情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绝然迥异”，等等。
尚也还以颜色，他在《与刘大年同志谈谈学术批评》一文中，指责刘大年的思维方法残存着形而上学的影响，是抹杀事实和曲解的手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刘大年则在文章中认为尚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提前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主张却不是偶然的、有他的来历。照我来看，这个来历主要是国外某些早期的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历史研究者的错误见解在尚钺同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早年国内若干出版物中错误观点的影响，是二者的结合”。
尚钺对此有强烈的反应，他说：“刘大年同志的意图是深刻的、明确的”，因为上述两个所谓“错误”，说破了就不是一个“错误”所能交代的了，于是本能地，尚钺不得不站起来“辩诬”：原来，刘大年所指称的两个“错误”，但凡了解那段史学争论历史的人都知道，也是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绝难理解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这些与现实社会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理论问题，或许不过是历史学家纯粹的高级智商的“游戏”等等。
那么，它又所以会弄得鸡犬不宁，甚至后来又搞到有人为此家破人亡——如尚钺其人，就是因为其中埋藏着外人不易查觉到的“危险信息”，如当年尚钺反驳刘大年，他说：“刘大年的批评很吓人，——大概他也觉得这些论断的根据太薄弱，毫无说服力，于是又‘搬来’一窝子‘托派分子’和‘黄色文人’，诸如，外国的马吉亚尔、沙发诺夫和中国的陶希圣、李立中、任曙、严灵峰等等过去反对我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来硬与他的‘尚钺同志’拉关系”。这里，“黄色文人”倒也罢了，“托派分子”可就危乎殆哉：从前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讨论，它关乎到当时中国革命性质的探究，于是中共与“托派”的理论家和文人们有着不同观点的对峙，一旦后来“托派”这个政治名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了非同小可的阐释意义。从前种种，比如纯粹的理论和学术的讨论和交锋，都会得到严重得多的政治解释，如陶希圣、李立中等的主张中国自从秦汉以迄鸦片战争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任曙、严灵峰等主张中国农村早已是资本主义的农村，封建经济已是残余而已，其目的已是在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掩蔽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而否定我党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尚钺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岂不懂这个道理，于是他对刘大年等的“强烈影响”论惊听回视，并迅速加以澄清，认为自己的观点（“魏晋封建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等等）与彼辈的观点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又岂是可以分辩清楚的呢？很快，在此前后，史学界中翦伯赞和黎澍等也就古史分期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与尚钺展开了争论。同样地，他们也依照和围绕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结论，相互做尽了文章。
可贵的品德
尽管尚钺受到了粗暴的批判，但他对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学术观点却坚持不变，他追求真理，置个人的得失于不顾，即使被迫作检查也不看风使舵，不讲违心之言，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可贵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