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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尚钺动荡而坎坷的一生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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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学领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六老”之说，即指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尚钺。
史家诸老，所谓史家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尤其是后者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没有这种品格，也就难称史家了。“六老”，他们几乎有同样的经历，也都有几乎是同样的坎坷，不过，他们却流品不一，正如尹达在《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一文中所说：“尚钺同志一生的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坎坷的治学道路，在当代的历史学家中是少有的。”那么，他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
早年的尚钺及与鲁迅的一段经历
尚钺，原名宗武，字健庵，1902年3月生于河南罗山县。
尚姓是罗山著名的大族，可是尚钺不幸，他的父母早逝，从小由祖母抚养。早年的尚钺在私塾读书，1917年离乡赴开封，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尚钺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组织和参加了河南国货维持会，开展抵制日货的组织和宣传工作，随后被推选为二中学生代表，出席了河南省学生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河南学联理事和《学联半月刊》编委、编辑，成为河南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1年，尚钺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学习。在北大，尚钺听了鲁迅开设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随即在鲁迅指导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成为鲁迅亲自指导下的《莽原》周刊的撰稿人，当时他还与文学青年高长虹等合办了《狂飚》、《每日评论》、《弦上》等刊物，这些刊物都以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后来尚钺在晚年回忆有《〈狂飙〉琐忆》，谈到当年他们用文字抨击胡适、周作人等，以及在清贫中坚持从事文学创作等。他还回忆说：当年围绕在鲁迅身边的《狂飚》同仁，后来“《狂飚》的人大多数都向左转。我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李逸三（历史学家、当今北大学者李零先生的父亲——笔者注）、高沐鸿、柯仲平、高歌、郑效洵也都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是很好的同志”。至于《狂飚》的首领高长虹，当年也是一位与鲁迅有过密切关系的青年，尚钺说：后来“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我与高长虹逐渐脱离了朋友关系。1928年我在杭州被捕入狱，那时高长虹出版了《狂飙运动》周刊，这是他一个人搞的”?鸦“他因为没有钱，还卖过我的一部小说稿子。”
在尚钺的早年生活中，他与鲁迅、高长虹等的交往是十分重要的一段经历。1939年10月，尚钺撰有他唯一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怀念鲁迅先生》（刊于《抗战文艺》），他说：对鲁迅的敬仰，是从阅读《新青年》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位中学生，但他已对鲁迅作品的思想性以及其文字的“具体性、单纯性、明确性和平凡性”有了特别的印象，进了北大后，又听了鲁迅3年的课——《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等，更“获得了此后求学和做人的宝贵教育”。也是这一期间，尚钺与高长虹等走入鲁迅的寓所，从此他们建立起了基于反抗黑暗社会和从事文学的友情。有一次，尚钺生病，鲁迅还特意送钱让他买药，以致尚钺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先生的友谊的援助，我的心立刻被惊喜和羞赧的感情压榨得不安地震颤起来。他负了我创作的指导责任，还在物质上给我以必要的补助，他不仅在精神上思想上医治着我，而且也在物质上扶持着我。”前者，尚钺回忆说：当时他创作了第一篇小说《黎明》，鲁迅仔细看了，并提了意见，“这个意见是书面写的，对于初学写作的青年，有极大的启示性，可惜先生给我的这封信，1928年我在杭州被捕时，为国民党特别刑庭没收了”。可惜也许是由于少年气盛，即尚钺后来所说的青年特有的在观察和判断上的“肤浅的急躁性”，以及“体验上的不深刻和片面性”，结果在高长虹等和鲁迅发生冲突时，他也随之轻率地离开了鲁迅。
可以相信的是，当后来他回忆及此，应该是无比懊恼和痛苦的，不过，至于那具体的原因，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他只是说：“先生对我的某些缺点，虽曾给以暗示，忍耐，说服和等待，但因第三者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同着空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默哑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他还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给予先生希望的损伤是很大的，他感受到他用热爱和希望培养出来的健全的青年的刺伤了。后来我虽然曾给先生一封恳切说明的长信，表示我对他的误解，但至今仍然是我深心中一个苦痛伤痕。”
1926年，尚钺把自己写的一篇《误解先生的文章》从上海一本杂志中抽出——那大概就是当时高长虹、刘大杰等攻击鲁迅的刊物《狂飙周刊》或《长夜》，尚钺还将这篇文章随同那封表示忏悔的长信一并寄给了鲁迅。但，鲁迅并没有回应他，“自此，我与先生便断了音问，同时也失去了自我有记忆以来对我最热诚，最负责的导师”。
有意思的是，尚钺与鲁迅最后相遇的情节也是极具戏剧性的。后来尚钺回忆说：那已是他参加中共地下斗争之后的事了——1930年，“一日我因紧急的事件，化装成一个工人穿了一身蓝布短衫裤急忙要赶到江湾去，路过狄思威路时，由于我好注意路人的习惯，忽然看见先生左手挟着一个书包正缓缓地向北四川路行进。我故意绕道他的面前：让先生看看他曾经用血和生命培养过的学生，今日仍然未如某诗人及某某报纸编辑的心愿而死去，并且健在。先生看见我，似乎还有点认识，可是当他向我注意时，我却因时间的促迫和秘密工作的需要，只笑着急急地走了，未曾问一声他生活和身体的平安。谁知道这就是我和先生最后一次的会见呵?选假使当时命运之神告诉我，这是我能会见先生的最后一次时，我当不顾一切跑到先生面前去，告诉他：‘先生，过去的许多年月，我已顽强地生存着和工作过来了，今日还在顽强地生存着，工作着，并且你的学生还要在未来无限的年月中顽强地生存下去，工作下去，永不负你的教育。’”
从文学家到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尚钺早年所创作的小说，后来被收入《斧背》（“狂飙丛书”之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出版）、《病》（同上）两个集子中，后来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缺陷的生命》（启智书局1935年）。此外，他还有佚失的短篇小说集《野火》、长篇小说《案》、中篇《巨盗》、《良心的动物》等。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也是“狂飙社”成员——笔者注）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有着河南底层人民的生活经历，虽然是“风气未开之处”，却始终铭记着他们的痛苦和不幸，这就是尚钺从一个在纸上宣泄着愤懑到实际投入反抗的过程。还在读书期间，每逢学校的假期，尚钺便回到家乡，他联系了从各地回乡度假的同学如尚伯华等组织了“青年学社”，开办农民识字学校，搞街头墙报，传播进步思想，以致“青年学社”成为罗山反抗封建势力和开展民主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1925年，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他们又组织了农民协会和雇农工会，并深入到当地贫苦农民之中，在“穷党”、“红枪会”中宣传革命道理，争取当地农民在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的过程中给予配合。1926年冬，北伐军前锋已抵达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武胜关、九里关一带，尚钺等组织了罗山的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但由于北伐军滞留武汉，迟迟不前，寒假后“青年学社”的成员又陆续返校，尚钺也回到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