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城市上空的鹰
作者：祁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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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月的阳光真的很好，该绿的都绿了，该开放的都开放了。这样的季节里，罪恶应该像黑暗一样躲得远远的。
当时蔡云就是这样想的。当时是星期六的午后，蔡云在所里值班，无所事事，只好把两只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打瞌睡。为了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他没有敢脱鞋子，电话机放在一伸手就能拿到的桌子边。
但是蔡云睡不着，脑袋里全是事情，杂乱得像春运高峰时期的火车站。去年夏天从警校毕业之后，他和三个同学分到市公安局。局里二次分配，一个去刑警支队，一个去防暴大队，一个去110指挥中心，一个去望湖派出所。去派出所的就是蔡云。局长一宣布，他们就被接受单位领导带走了。他们分手前郑重地握了握手，却无意间站成三对一。三人顾不上兴奋，眼睛里全是毫无遮掩的同情。他不知所措，好像还没有醒悟过来。
然后他们就走向接他们的车。
去刑警支队的谷超乘坐的是“三菱”越野吉普，去防暴大队的申建国乘坐的是“奥迪”，去110指挥中心的辛德明乘坐的是写着“110、120特别联动”字样的“依维柯”，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上警灯转动。蔡云跟所长毛迪声走到门口，毛迪声伸手拦下一辆“夏利”出租车。
“毛所长，要不要送一下?”刑警支队的赵队长笑着问。
毛迪声挥挥手说：“不用不用。”他又说：“所里的车出现场了。”
“出现场?”赵队长笑着说，“还要你们出现场?”
蔡云真的不想往出租车里钻。他已经很久没有坐民用车辆了，在警校的时候，出门都是两三个人借驾驶班的三轮摩托。毕业后在家的几天，他向分在分局的学长借了一辆摩托。摩托半新半旧，但车上写着“公安”，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伤痕累累、风尘仆仆的战马，从而联想到主人的出生入死、战功卓著。新车有什么用?新车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连立正都站不稳的新兵。他装着系鞋带，等同学们拐上马路后才往车里钻。他希望同学们听到了毛迪声所长的后半句话，所里不是没有车，所长说所里的车出现场了。
蔡云到望湖派出所才知道，所里有一辆普通型“桑塔纳”，但车子不是去办案，而是一大早帮关系户押车去了外市。
另外三个同学到岗位上不久都有了故事。去刑警支队的谷超，上班没几天就参加“8.29特大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他参加了，到过现场，经过曲折，知道过程，说起来就比较过硬，所以，只要聚会他就要往这上面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上甘岭下来的人，哪怕只是炊事员，说话时舌头都比在后方的人硬。去防暴大队的申建国，没几天就参加了“特保”。“特保”就是特别保护，国务院副总理来也不过“一保”。他一般不说，好像一说就涉及到绝密，就犯了纪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很可能只是远远地站着，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每到这时候，他就会扔下“手很软”、“头发根有些白”之类的话，让人摸不清头脑，又让人觉得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到110指挥中心的辛德明，没几天就从十六层的1607室的阳台上翻出去，沿墙平移了5.4米，翻进1608室的阳台，帮主人取出了钥匙。这件事他不用说，当时正好有记者路过，摄像机记录了全过程，录像带在电视台当晚的特别报道中原汁原味播出，全市人民都看到了。
蔡云到派出所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背户籍，每个晚上跟户籍警外勤老刘一家一家去认门。老刘是派出所的元老，年后要退休，所里的意思是让蔡云将来接他的班。老刘是好人，长了老太太一样迷迷糊糊的脸，对蔡云像对独生儿子。他和谁都熟，谁家的煤气表装在哪个位置他都知道，更不要说谁家有几口人、从事什么职业了。他到谁家都要被谁家逼着喝一杯茶，抽一支烟。
“这位是——”人家指着站在一边的蔡云问。
老刘说：“我的助手，小蔡。”
“联防队的?”人家问，然后善意地笑了，一般人不大相信老刘会有助手。
老刘说：“不，正经警察，警校才毕业。”他接着介绍蔡云，说蔡云怎么怎么好，说着说着就说到蔡云的同学谷超、申建国、辛德明身上。人家对谷超和申建国不熟悉，却都看过电视台的特别报道，都记得当时心和辛德明一起吊在半空。“他本人，就是辛德明的同学!”他说。好像这么一说，蔡云就不同凡响，而不同凡响的蔡云居然是他的助手，他的地位就跟着高了。这实际上是不搭界的事情。
如果人家有年龄相当的姑娘，老刘会多坐一些时间，一副努力做红娘、促成婚事的样子。弄得人家姑娘闭紧门不出来，在里面又羞又急地说“刘伯伯快走刘伯伯快走”，臊得蔡云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这样走下来，有时一个晚上只能走两三家，至多走四五家。
望湖派出所是新建立的。这个地段在城市和郊区的结合部，原来是一片荒地，后来开发，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居民小区。市里规划将城区扩大，这里陆续多了几栋高层建筑，多了好几个日夜轰隆隆的建筑工地。但总的来说，望湖派出所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并不大，大部分还在规划中和蓝图上。派出所正在不断充实力量，蔡云就是为充实力量来的。
望湖派出所边有个自由市场，满眼是小摊小贩、买进卖出。有交易的地方就有缺斤少两，就有你争我夺，因此就有纠纷。闹开了，双方揪着衣领。“走!你要是不怕，跟我去派出所!” “我怕你?我怕过哪个?派出所又不是专门为你家开的!”人来了，派出所就要问情况，做记录，再拿出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意见。有时一个上午只能处理一个纠纷。
“还不如叫居委会呢!”蔡云心里嘀咕。
因此，派出所户籍警外勤蔡云没有什么故事可谈，聚会的时候只有听。他们分手的时候说每周聚一次，参加工作后才知道有多紧张，坚持了个把月就改成一月聚一次，后来这也坚持不下来，改成有空就聚。蔡云被推举为联络人，原因是他不太忙，而且常守在电话边。大概是世纪末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多了起来，所里经常要出现场，让他值班。值班就是守电话，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去，怎么会有故事?
现在，蔡云一个人在所里值班，带班的毛迪声在彩票销售现场。五月这样的季节，又是星期六的午后，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人就没有理由不懒洋洋，睡意如同从天而降，大雾一样弥漫。因为经常值班，没有睡午觉习惯的蔡云天天都要打一会儿瞌睡，人仿佛一转眼就到了按部就班的中年。他把身体摆放到最舒服的位置，双手交叉放在小腹那儿，心往丹田沉，渐渐地就分不清自己是躺着还是站着了。
“嘀铃铃铃——”
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清脆而急促，如同夜深人静的时候炸响的一串鞭炮。一听那不由分说的声音，谁都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事了。蔡云猛的一激灵，双手往下一滑，人掉下椅子。
“喂!”蔡云半趴在地上，在第一时间抓过听筒，“喂，你好!请讲!”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但显然电话通着。从电话背后嘈杂的声音上，蔡云判断打电话的人用的是公用电话。他听出里面有紧张地喘气的声音，好像打电话的不是人而是一头负重的牛。
“你好。”蔡云放缓语气，“你不要紧张。”
对方还是没有开口。
蔡云学过心理学，知道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是有可能发不出声音的。他趁机让脚钻进皮鞋，扣好衣扣，扶正椅子，做好了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
“你现在是在哪里——你——身边有什么显眼的建筑吗?”蔡云启发对方说。
听筒里还是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蔡云无声地笑笑，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他接过这样的电话。有一次，对方是一个女学生，说有人在望湖小学西围墙边拦路抢劫。他一个人奔到现场，什么异样的情况也没有看见，却看见几个小学生躲在墙后鬼鬼祟祟地笑。他想训训他们，又想到对手是几个小学生，有理也说不清，即使说清了也没用，装着若无其事地走了，仿佛他不是专门来处理事情，而是路过这里。这样一来，那些小学生反而不知所措。还有一次是同事捉弄他，说湖边发现了一蛇皮口袋的碎尸。他全身的力量都拥到了嘴边：“你说什么!”好在同事在那头忍不住笑了起来，否则他搁下电话就要通知所长出现场。他想这次可能和前两次差不多，决定将计就计。
“你能把电话交给你身边的人吗?比如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蔡云在“公用电话亭”几个字上用了重音，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判断。
“喂!”电话那头突然蹦出一个老太太放开的声音，“喂!你是谁?”
蔡云被粗重的声音震得耳膜发颤。“我是望湖派出所。”他知道打电话的人把电话交给了身边的人，那人身边真的有一个老太太，“请讲。”
“你是哪里?”老太太问。
蔡云有些不耐烦地说：“望湖派出所!”
“——你是小蔡吧?”老太太高兴地说，“我是你李大妈呀!”她又急促地说：“快来，一个小伙子来找你，好像是报警的。”
蔡云急忙奔到李大妈的“望湖”杂货店。杂货店就在派出所右前方不远的地方。李大妈是老刘的老婆，老刘退休后，家里生活困难，望湖小学破墙开店，派出所帮他家申请开了一家杂货店，兼办公用电话业务。
“就是他!”李大妈指着一个青年说，目光炯炯有神。
二
五月的阳光真的很好，该绿的都绿了，该开放的都开放了。在这样的季节里，吊在半空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当时马强就是这样想的。当时是星期六的午后，马强吊在省纺织大楼的外面，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鹰，或者是一个特警。
马强是高楼清洗工。这种工作现在很常见，在高层建筑下随便一抬头，就可能看到他们。他们腰间系着保险带，吊在高层建筑外面洗刷灰尘。
“明天开始，你和夏军辉、赵小亚用三天时间清洗省纺织大楼。”公司业务调度老吴昨天傍晚对马强说。
马强刚从省政府大楼下来回到公司。他穿一身橘红色防水服，头上戴着红色安全帽，脚上穿着黑色高帮雨靴，腰间束着白色宽安全带。他穿这样的服装很精神，经常会产生自己是一个警察的感觉。想象中他应该猛一收腹，双脚一靠拢，右手齐着帽沿，低沉有力地说：“是!”当然他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他脸上泛出一个似乎正常又似乎带着讨好的笑，说： “好的。谢谢吴调度。”
“好好干。”老吴笑着拍拍马强，接过马强递过去的一包“中华”牌香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他是公司老总的一个乡下亲戚，没什么文化，曾经是生产队队长。在安排谁或者不安排谁和安排谁去什么地方等方面，他有实权。如果希望从高楼下来马上就上另一栋高楼，就必须经常给他一些小恩小惠，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他说要的不是礼，而是礼，前一个礼是礼物，后一个礼是礼节，也就是说要的尊重。
今天马强清洗省纺织大楼。纺织业这几年不景气，纺织大楼要靠出租楼层支付管理开支。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正在为加入WTO和美国人谈判，“入世”似乎势在必行，如果这样，纺织业就会摆脱困境。虽然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口气很硬，但谁都知道硬过之后还会坐到谈判桌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碰上美国人就得这样。不久，美国一个机构要和省纺织集团洽谈大项目，已经显出破败样的纺织大楼就收回出租房，抓紧时间进行内部装修，装修后请人洗刷大楼。当然，马强不知道这些，他也用不着知道这些。他下岗了，市总工会下岗培训中心把他培训成大楼清洗工，下岗工人职业介绍中心把他介绍到“九重天清洗公司”。他知道最要紧的是有事可做，多劳多得。
马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场所是在半空，工作形式是吊，工作内容是清洗，就像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下岗。他下岗之前是“我们”牌啤酒厂的宣传干事。啤酒厂的效益不错，尤其到了夏天，“我们只喝我们的啤酒”的广告满天飞。他中学时诗写多了，影响了成绩，进了职业学校学文秘，后来到了啤酒厂宣传科，“我们只喝我们的啤酒”就是他想出来的广告语。厂长经不起去德国考察的诱惑，力排众议决定和德国的一家啤酒公司合资。合资的意向合同签定之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厂长准备动身去德国考察，关键时刻，市里从上海引进一位留德博士担任中方总经理。留德博士在德国攻读七年，不再需要去德国考察，德国之行因此被取消。合资之后，“我们啤酒厂”成了“中德合资大家啤酒有限公司”，工作服由蓝色变成啤酒黄色，效益上去了，但一批工人下来了。厂长先是担任中方第四副总经理，因为处处和总经理过不去，很快被董事会安排到保卫科当副科长，鸡飞蛋打。马强本来不在下岗之列，可他觉得合资后，德国人拿了大头，我国既免税，又有许多人下岗，反而吃亏了，忍无可忍，给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地说：“德国人为什么要来合资?就是因为看中我们的效益不错，啤酒有广阔的市场。他们为什么不和效益不好的厂合资?从这方面说，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来合资，本意都是来赚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市委书记一直没有回信。有一天，保卫科说他迟到，要扣一个月的奖金。他实际上是踩着铃的尾声进厂门。他以为那封信转到公司里，公司有意报复，觉得前途无望，脱下啤酒黄色工作服走了。
辞职后，马强一下子成了没有单位的人，心就像口袋一样空荡荡的，才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一个什么都还没有的年轻人，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工作，而现在最难办的就是解决工作问题。以前，他在厂里，看到的都是工人，所以看到工人就烦。现在他到职业介绍所去，满眼都是下岗职工，如同去医院看到的全是病人，所以他看到下岗工人就烦，有时候甚至以为大家都下岗了。他想做文秘，但公司需要的文秘都是女的。遇到公司招聘，他还没有开口，就被招聘的人“NO”了回去。有一段时间，市里连续发生几起出租车遭劫、司机被杀的案件，于是兴起了出租车夜陪业。他做了夜陪，昼伏夜出，好像依照美国时间生活，不久天下太平，夜陪业销声匿迹。
“你现在在哪里发财?”马强过去的同事来找马强玩。
马强不好意思地说：“混混。”
“混混?”同事不相信，以为他谦虚，“你怎么可能混混?你有文才的。”
马强问：“你们怎么样?”
“他妈的!那留德博士简直就是法西斯!是希特勒!”同事义愤填膺。
马强问：“怎么啦?”
“一点自由都没有，他把我们分解成了分分秒秒，每一分每一秒赚多少钱，他都算得清清楚楚。”同事说，“德方总经理都比他随和，经常去深圳打高尔夫球，不管我们。”
“操!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马强说。他就觉得还是辞职好，没工作了，没钱了，但自由了。自由比什么都可贵，自由是钱买不到的。但是，他仅有自由又明显不够，他还需要吃饭，适当的时候还需要爱情。因此，他要工作。
马强开始选择高楼清洗工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更好的工种可以选择，另一个原因是他白天吊在半空不会被熟人看见，因此不怕丢面子。对年轻人来说，面子比钱值钱。没过几天，有过写诗经历的他喜欢这种工作了，他喜欢吊在半空。他觉得他像一只鹰，一只城市上空的鹰。他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特警，因为他经常从天而降。他把自己的工作艺术化，使每天累得七死八活的自己乐此不疲。
吃过盒饭后，马强又从上而下，赵小亚在上面放绳子。夏军辉没有下来，他和赵小亚是夫妻。马强在吃饭的时候就从他们两人的眼神中看出，五月的太阳把他们的血晒热了，五月的风把他们的心吹动了，他们又要在楼顶做夫妻功课。他们经常这样。他们从农村来，在这座城市的边缘租了一间房子，但隔音效果不好，能听得见老房东丑陋的磨牙声，晚上放不开，因此他们经常选择楼顶。居高临下，谁也看不见，谁也听不见，无所顾忌，而且还有一种在大家头上为所欲为的快乐。所以他们和马强一样，对这种工作很满意，不同的是满意的内涵，打一个比方，就像同样有十块钱，他们买了一只削价的烧鸡，马强买了一张盗版的碟片。
马强吊在半空。绳子放得断断续续，好像放绳子的人把放绳子当成了副业，想起来就往下放一放，想不起来就搁在那里。他知道上面手忙脚乱、热火朝天，放绳子是忙里偷闲。在楼顶上铤而走险，真是心旷神怡，别出心裁，他不禁心猿意马，整个人像秤砣一样往下掉，思想只好朝鹰和特警上面靠拢。洗刷到十五楼，他闻到一股异味，知道到了厕所。
大楼清洗工从上至下清洗，他们会在大楼内部的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光临某个楼层，因此，见到意想不到的场面就成了经常性的事情。据说，曾经有高楼清洗工在五星级饭店外高空作业，英武的身姿让一个住十八层的新加坡富婆方寸大乱。富婆从窗口把他拉进房间，不仅献给他身体，还塞给他美元。这只是据说，马强没有这样的艳福，但他饱过几次眼福。有一天中午，马强清洗五星级饭店，见到一个漂亮的外国女人光着身子侧向他打手机，他看呆了。那个金发女人大概是在洗澡的时候听见手机响，什么也没有披裹就冲了出来。她放下手机转身也看呆了，她没有想到在很现实的社会，竟然出现了一个男人从天而降的浪漫情景。那个女人醒悟过来后，她没有大惊小怪，大大方方地走进浴室。有一天上午，他清洗四星级饭店，看见一个外国老人和中国姑娘躺在地毯上。他隐到窗帘旁边，目睹了翻滚的全过程。他在观看过程中，不知不觉从窗帘后移到窗口，心满意足的外国老人和中国姑娘仰面躺在地毯上，居然朝他笑笑。前天下午，他清洗省政府办公大楼女厕所的位置，看见一个姑娘蹲在坑位上。姑娘看见他后，急忙提起裙子跑了。他以为姑娘会去叫人，慌忙摇绳子，让赵小亚往下放。虽然那个姑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但他一个下午都心神不安。在其他地方也许无所谓，可省政府这种地方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追究责任，公司吃不了兜着走，他只好卷铺盖走人。
“麻烦你，你不要向任何人解释。”晚上下班，那位姑娘戴着墨镜在楼下等到马强，红着脸说。她大概以为马强吓坏了，要向公司检讨。如果他检讨了，公司就会要他来找她道歉，一对一的事情就闹得尽人皆知。
后来马强想通了，这种事，外国人不当事，中国人当事。但当事可以，最好是不要闹，吃哑巴亏，否则查不到他的错，当事人的面子就丢大了。
“不会不会，”马强结结巴巴说，仿佛是他蹲在坑位上被那个姑娘看见了，“不会，怎么会?”
马强从小便池上看出里面是男厕所。一般地说，办公大楼的格局里是男厕所对面应该有女厕所。他的目光穿过男厕所，看向过道那边。在这样一个午后，他特别想看到想看的场面，哪怕是一个人模模糊糊地蹲在那里。那边真是女厕所，但女厕所里没有人。他一阵失望，目光一穿而过，落到楼那边的一栋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