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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中国知识界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

作者:王晓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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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异教徒改信自己的宗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和平的说服教育,另外一种就是“用刀和战火传道”的圣战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虽然在理论上坚信,传播福音的正当方法是说服而非强制,但是由于天启的信仰将基督教视为绝对价值,他们无法容忍其他人背离自己确信的福音,恐怖而残忍的宗教法庭应运而生。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征服,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对土著发动流血战争。
  征服异教徒的冲动,也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而转变为另外一种披着世俗战衣的形式。人道的自由主义也认为自己是使人类获得福祉的最佳方式,也迫使人们自由。这就是卢梭的“必须强迫他人自由”。
  美国文化源自欧陆的基督教,由清教信徒移民新大陆时带到北美,并在北美大陆获得长足的发展。清教文化使美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与其他民族的上帝选民观念一样,清教信徒的上帝选民观念支撑着美国。而且,当美国足够强大,以至于认为必须承担起上帝赋予的世界拯救时,就担当起拯救其他民族,强迫“他人自由”的责任。这些观念,美国由己推于他人,对其对外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美国自由主义圣战的传统。
  美国“9·11”恐怖袭击引发的紧张和危机,让时空高度浓缩为一个临界点。布什因此被抛入把一切问题置于非彼即此,非黑即白的境地,将与恐怖有关的“邪恶轴心说”大棒到处挥舞。与恐怖活动有一点关系的国家和军事力量都被视为邪恶力量。布什将美国人看作受到邪恶骚扰的选民,为了使自己避免邪恶力量的污染和攻击,军事打击成为其最有力的选择。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传播自由主义理念,让这些非自由世界变成与自己相同的自由世界,这样才能彻底消除邪恶力量。
  如果考察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制兴起的历史,就会发现欧洲各国无法成功的将宪政民主制移植于殖民地。已有的试验收效甚微。试验往往只造就殖民当地的政治精英,他们完全模仿欧洲的导师,自觉比非精英优越,强行要求落后的人们合于西方文明的要求,从而引起内部的阶级斗争,更加与民主原则无法相容。
  布什或许可以用二战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成功作为理由。但是,日本与伊拉克有很大的差异。亨廷顿已经指出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斗争是当代的主要矛盾,而且对于宪政,亨廷顿经过比较,确认伊斯兰教,与儒教和其他宗教比较起来,其阻碍作用最大。
  我这里还有一个理由。根据福柯的权力学说,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中,个体生命尚未进入“现代生物阶段”,还没有将人口和生命作为最终的目标。在这样的国家之中,生命仅是生理的,凭借本能在喘息,挣扎,而自由、民主、独立的价值需求离他们还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制裁并且加剧了这一情况。
  如果用圣战手段布道,美国与伊拉克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无法逾越的障碍。宪政民主制相信,将人们联合起来的适当方法是说服和教育,而非暴力强制。它强调基于同意,这与基督教布道传统相一致,而与圣战传统相对立。圣战传统最终只会使自由主义崩溃,此外无他。
  
  王怡:我不支持任何自卫以外的战争
  
  我的基本看法是自由主义迄今为止都与国际关系无关。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讨论国际问题时的价值预设。国际关系原本是强权原则,因为找不到一个普世的价值本源。后来慢慢引入人道主义,至于自由主义还没有成为评判标准。除非萨达姆这种政权都没有了。所以以自由主义在这里说事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你不能以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来评判美国的行为,而用非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去评判伊拉克。
  而和平主义只是一种道德的愿望,每个人都有。但它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立场。在政治意义上,如果你不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预设的普世性,美国在国际间就无所谓有权利,也无所谓没有权利。事实上作为一个拥有绝对主导力量的大帝国,它的作为已经够收敛的了。而如果你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预设的普世性,萨达姆政权就根本没有合法性。基于它的作为,对它的打击在实体上就是正当的。至于程序问题,我只能说再过一百年也许联合国就有强大的合法性根基了,但现在还没有。程序性在国际间还没有这么神圣。在没有的情况下,英美至今还在为寻求它的授权努力,这已经很难得。我们当然希望英美能在得到授权的情形下开战。这样会为联合国的合法性树下一个好的个案。但若没得到授权也要打,我也不认为因此就没有正当性。
  承认这场战争有正当性,与是否支持它是两回事。我不支持任何自卫以外的战争。因为我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智力上的确信,去接受自己的态度和战争中无辜死难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受不了这种因果关系。尤其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持什么立场,都不应该声称自己支持战争。因为尽管这种“支持”对战争的爆发没起丝毫作用,但你选择了“支持”,就承认了你的言行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
  
  赵刚:战争是对民主理念的否定
  
  关于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我有如下几个想法:
  一、反对战争,不应该只是为了和平,和平陈义过低,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已,对更多人,更只是继续做生意而已。反战是为了要捍卫民主这个理念,这才应是伊拉克以外的人们反战的主要目标。战争是民主这个理念的否定,因为赞成启战也就等于在面对利益或理念的冲突的情境时,人们放弃了沟通的可能与制度性的协商。民主作为一个理念,可能只止于民族国家范围,而不能及于全球吗?今天,唯一存在于全球尺度的民主协商机制是联合国,美国要绕过联合国直接发起战争,是对这将近百年来,人类寻求在全球尺度上建立民主协商体制的一大破坏。后果将是民主这个理念在各个尺度上的残跛,以及人类文明的倒退。
  二、反战是反对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这个秩序是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名行之。这个要来的战争并非反恐也和文明冲突无关,而是反“非麦当劳化国家”。汤玛士·傅来德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著名全球化吹鼓手)曾说:“全球化下不再会有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至少,有麦当劳的国家不会打另一个有麦当劳的国家。”麦当劳当然是个隐喻而已,指的是全球市场以及美式消费与民主。傅来德门忘了说的其实是:麦当劳国家当然要努力打击非麦当劳国家。的确,阿富汗、伊拉克、伊朗、苏丹、朝鲜,早在“9·11”之前就是美国锁定的打击对象。这些国家人权名誉都不佳,但都不是纳粹德国,没有正当的理由以及迫切的必要用战争的手段或残酷的禁运来干预它们。
  三、这个战争据说是和石油有关。很难不信。如果是这样,我们更要拼命反战,因为这个战争之后还要有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战争一直等着世人。美国这个世界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还在继续鼓吹无限工业化、无限发展的迷思,并刻意掩盖一个基本硬事实:以目前的发展成长,地球在2050年之前就将用罄所有的石油蕴藏。用战争来争夺这个日渐枯竭的油藏将是强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必然性。所以,反战没法只是人道主义反战,必须整个反省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地球资源的问题。但后者似乎是没有得到反省的,这是悲观之源。
  
  盛洪:新帝国时代
  
  对于布什总统给伊拉克的最后通牒,我是最不应该惊讶的人之一。
  布什的最后通牒击碎了我们所有的幻想,赤裸裸地,毫无回旋余地,内容连同形式一起,明确地告诉全世界:是的,我就是要建立一个帝国。
  这是一个“帝国宣言”。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美国新帝国的时代。尽管在过去早就存在这个趋势,尽管过去美国人已经非正式地谈论它,但直言不讳地以美国民族的政治代表的身份说出来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帝国宣言”表面上是针对伊拉克的,但这只是它借助的最能获取人心的外壳;美国导弹将毁掉的,不仅是巴格达的古迹和可恶的萨达姆政权,而且是还能勉强维系世界和平的政治秩序——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连同它的宪章。“帝国宣言”宣称,新帝国的意志高于、优先于联合国及其所能代表的世界多数人的意志。只要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报告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就不承认这一程序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只要联合国安理会明确地反对美国的战争行为,布什就傲慢地说它“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新帝国以联合国并不民主来否定联合国的合法性,丝毫不考虑美国的单边主义更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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