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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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韦伯为什么不悲观？社会变了，市民社会变成大众社会了，你说你自由主义理性是不是遇到问题了？咱们这里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还说什么人家“错把杭州当汴州”呢，那是说他们自己！因为我们这里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根本就没看到韦伯这一步。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政治成熟的状态就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关怀同一个主题，就是这样一个从特殊眺望普遍性的状态，那么什么是政治的不成熟呢？这里有三种状态：一种是只有一个强加的空洞的主题，这个主题跟谁的特殊角度、利益都没什么关系，表面上有个普遍性其实谁都跟谁达不成一致，这种状态叫什么？这叫专制。第二种是一个没有政治、没有主题的“规矩社会”，所有的人会突然变得很守规矩，好像他们是一个家庭、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建立在顺从主义道德基础上的“无主题”，或者“多元化”——即无人统治其实就是规矩的统治，这个就是庸众社会、大众社会，或者晚期自由主义的社会。第三种情况最坏：那就是一群庸众跟着大众传媒包装出来的明星走，把他当主题——这个就是法西斯主义。
当时德国的情况就很简单，处在第二种状态，摆脱了第一种状态，要竭力避免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前面有狼后面有虎，你说这个政治成熟紧迫不紧迫？
到了这里韦伯的结论就出来了：“就目前而言，有一点应确定无疑：政治教育这一巨大的工作已不能延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我们政治经济学尤其必须以此作为我们学科的终极目的。”
好了，韦伯的文章我们大体就讲到这里。我说过，韦伯这个文章首先是教给我们一个作学问的方法，理性化的方法。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方法。
首先，这个方法就是从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特殊性的反复的挖掘和把握去逐步达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从特殊性去艰难地、坚定不移地眺望普遍性，一种从特殊性追寻普遍性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力量、就是坚强、就是实践理性、就是通过向强力的意志把人提升到“道德的状态”，这个政治理性的方法对我们今天很有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摆脱了那种从庸俗社会学出发的角度，那种大而且空的学风，但是不幸的是又落入到另一种片面，就是从一个非常小、非常细的角度去研究，但是研究了半天，却既无问题，又无结论，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在我们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中这个问题就很普遍，有些论文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最后，他说老师——我就是得不出什么结论！我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有人还认为这就是专业化、就是理性化，就是自由主义的做学问的方法，其实这是根深蒂固的误会，从特殊性眺望普遍性，这个才叫理性化，韦伯那才叫自由主义，你就是自由主义的态度也应该向韦伯看齐，不是说价值中立就是没立场，这表明我们的学术专业背后没有志业，没有关怀，这个叫成熟吗？这个叫非常的不成熟。处于韦伯说的不成熟状态。而那个普遍性是什么呢？就是政治。而我们现在一个毛病就是竭尽全力去避免得出一个政治性的结论。
其次，就是所谓“排除法”、所谓“理想型”的研究。就是说通过把那些非理想形态的东西排除出去，达到和描述一种“理想的形态”。这个方法引起的误解和混乱最多。比如在我们这里所谓“纯文学”研究就是。怎么叫“纯文学”研究呢？据说就是把那些“非文学”的因素排除出去，剩下的就是纯文学了。这完全是个糊涂逻辑，把文学引进死胡同里去了，也是对韦伯的“理想型”的彻头彻尾的误解。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韦伯所谓“理想型”可不是我们这里的说梦话，那个理想型说白了，那就是指德国。就是说德意志要代表人类文明的最理想的形态，NATURAL RIGHT，也就是“天然正确”，把这个翻译成“自然权利”是不完全恰当的。“天然正确”就是自然法，用中国的说法就是“天理”。沟口雄三在研究中国革命时所说的“天理世界观”。如果德国肩负为人类文明找出路的使命，那就要把英美排除出去，因为“自然权利”与“天理”比起来，是不自然的、派生出来的东西，因为与德国文明这个理想型相比，英国的那一套不过是些小市民的小怪僻，是完全的“反常状态”。人家这个理想型一言以蔽之，说的就是德国的文化认同！可是你那个所谓纯文学的方法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是按照英美某个时期的十分可疑的标准肢解中国文学，瓦解文学的认同功能吗！——你其实跟人家韦伯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说真正代表了韦伯这个排除法，这个理想型的，比如说还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说法，他说以前日本的研究就是一种市侩式的，就是“以西洋为方法，以日本为对象”，那么真正的理性化的研究是什么？他说应该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我说这个才真正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说白了就是以德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嘛！
所以说，理性主义的方法，自由主义的做学问的方法，从这里我们看两点，一点是努力从特殊性眺望普遍性的冲动，说到底是政治的冲动。二是文化认同，文化的自我认同。这个才叫理性主义，这个才是自由主义，你那个是市侩式的，就是自由主义也不合格。
按照韦伯的理想，德国要完成这个最少需要二十年时间，你不能想象一个一百年来受屈辱就知道埋头干活吃饱了就好的民族，二十年就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一百年的课二十年就补完实在是勉为其难， 十九年之后，不到二十年，1914爆发了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打破了德国的幸福主义，但是，大战同时助长了德国的盲动主义、非理性的投机主义和冒险主义。大战中韦伯从军不成，就组织了九所战地医院，他这个豪举非常相似于一位伟大的中国人，鲁迅先生开始学习医学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日本的医学发端于德国，而德国是政治改革的摇篮，二是可以在战争中像韦伯那样去救助伤员。
帝国主义和大众社会时代里知识分子的使命
我们在这里插上一点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契，他在中国有名是因1956年裴多菲俱乐部。当时他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但是坚决反对退出华沙条约——即倡导一种反对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这里说的是他1952年出版的《理性的毁灭》，是为了总结德国思想与两次世界大战而作，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很相似。他有个发现就是：近代德国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特别鲜明地代表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命运，这个就是说，德国的思想深刻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性所遭遇的挑战、它必然的瓦解。为什么叫《理性的毁灭》呢？就是说这个世界还讲不讲理？怎样讲理？而这个理性从历史上看，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
卢卡契是个天才，二十出头就拿博士，三十出头就是红军政委了。他抓问题就抓核心，他说这个时代讲不讲理？从国际方面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资产阶级就是不讲理了。国内方面呢？市民社会已经差不多退化了，原来康德那套理根本就没法讲了，建立在那套理上面的议会制度完全退化了，所以这个理从制度上也讲不下去了。康德的理就是先验的个人，先验的个人就是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价值中立的个人(用他的话就是没有偏见的个人)，启蒙的目标首先是造成这样的“个人”，也就是罗尔斯处于“无知之幕”中的纯粹个人。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的“个人”天然需要法制，需要法律平等。而卢卡契则认为这些没有价值判断的人、非政治的人，很可能是些庸众，会成为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牺牲品。卢卡契因此说尼采是德国思想的一个根本转折，因为尼采看到了这个，看到了自由主义的那套理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里，你根本就讲不下去了。你那个东西完全退化了，完全没力量，所以尼采就信而好古啊，他怀念古希腊古罗马，说那个时候的自由，那个时候的民主，那才是有力量的。如今的市民社会不过是些混混、市侩，是白糟蹋了自由，糟蹋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