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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作者：印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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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99年和2003年回忆。
②聂元梓1999年对笔者说，在北大见曹轶欧的时间是1966年3—4月，而曹轶欧带调查组进北大的时间是5月14日。不知道曹轶欧在此前就到过北大，还是聂元梓回忆有误。
③聂元梓说在友谊宾馆见曹轶欧，有误。应当是临近友谊宾馆的西颐宾馆。
④聂元梓还说，这次会见有杨克明和张恩慈在场，但是杨克明和张恩慈都断然否定。杨克明和张恩慈称，他们见曹轶欧是另外一次，是在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久，而聂元梓没有参加他们的那次见面。聂元梓还说，她回到北大，把曹轶欧的意见转告其他人，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笔者访问其他6人，他们都说不知道聂元梓见曹轶欧一事。
⑤聂元梓1994年7月的回忆。
⑥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看到池必卿一份材料的摘抄，记下了时间，但没有抄录原文。段时间与曹轶欧的接触情况，就不难得知，聂元梓此话的原意是指她向曹轶欧“请示”并得到认可一事。聂元梓等人酝酿写大字报在先，“请示”在后。聂元梓所说曹轶欧“让”写或者“叫”写，是“允许”或者“认可”的意思，而不是“指使”的意思。“叫”字与“让”字都是多义字，至少有“指使”或者“允许”两个含义，确切含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现代汉语词典》对此有清楚的释义。
“指使说”的第一个版本称曹轶欧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却没有为此提供资料依据。20年后，“北文”仍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或许是“北文”没有像20年前的文章那样，着意于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而强调张恩慈指使杨克明这条线索的一个原因。
问题是：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曹轶欧授意聂元梓写大字报，或者如“北文”所强调的，授意主要是经过另一个渠道，即张恩慈找杨克明进行的，那么为什么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向公众提供了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的活动描述，而没有讲明当时已经掌握的从张恩慈到杨克明这个线索?笔者听到一种解释是，当时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聂元梓之外的其他大字报署名人。如果接受这个解释，这种描述也就在实际上不能被看做确切的历史事实，而只是经过善意取舍的故事。
三、张恩慈与杨克明及其他教员的接触
在大字报的产生过程中，张恩慈与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的接触，对大字报有比较直接的影响，而相关资料又存在出入，需要认真考察和分析。
张恩慈与杨克明的接触是考察的关键。据杨克明1993年回忆，中央5月16日《通知》传达以后，他起先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材料，去找张恩慈，想请张恩慈帮助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已经有大字报了。张恩慈从北大哲学系调出不久，两人都曾经是北大社教运动中批判学校党委的积极分子，杨克明说他们是“战友”之间交换情况和意见。张恩慈没有说康生、曹轶欧有什么意图，也没有主张由杨克明组织写大字报。杨克明从谈话中得出印象：还是大字报来得快。回北大以后他向赵正义等人谈了这个看法，几人讨论决定写大字报。开始要写社教问题，讨论中大家决定改为写文化革命问题。
关于杨克明与张恩慈谈话的细节，相关资料有出入。据“北文”提供的1978年6月杨克明的交代，他说：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以说是暗示作用。这个说法与杨克明1993年的回忆基本一致。“北文”提供的杨克明1978年12月的交代说：“他(张恩兹)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这就是说，“还是大字报来得快”是张恩慈提出，而不仅是杨克明的印象，与1993年的回忆有差别。此外，这句话是就北京市委还是北京大学的情况而言，并不明确。“北文”还提供了杨克明1967年7月致戚本禹函所附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指示”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与杨克明在1993年回忆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别。
张恩慈回答笔者的询问时说(大意)：曹轶欧没有指示我去找人写大字报，杨克明来找我说要写个关于北大四清的材料，我说写材料没有用，北京市委都有人写大字报了。后来他们的大字报写“文革”的问题。大字报贴出来以后，我才知道。笔者的印象是，张恩慈认为杨克明与他谈的是四清问题，大字报写的是“文革”问题，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说大字报贴出来才知道，是特别就其内容而言。张恩慈应当知道杨克明等人酝酿大字报一事①。
据大字报的另外两位作者宋一秀和高云鹏回忆，调查组进校不久，他们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对运动的状况表示不满。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
①张恩慈1993q~2001年回忆。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也拿不准，既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要写大字报也不能公开张贴。据这段回忆，张恩慈默认了两位北大教师提出的贴大字报、小字报的想法，但是表示不能公开贴。后来这些教员没有很在意张恩慈的意见，把大字报公开贴了出来。据“北文”提供的材料，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北大党委传达的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对外宣传的意见，其中要求张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这就是说可以贴，但是涉及需要保密的事，不要公开贴，这一点与张恩慈对宋一秀、高云鹏二人表示的意见一致。
对上述资料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1)大字报的内容是杨克明、聂元梓等人自己提议、讨论决定的。他们先是想写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写现实的“文革”问题，没有调查组的人参加讨论。现有的资料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北文”没有就指使的内容提出证据。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而非授意的，那么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北文”将杨克明与张恩慈面谈作为指使的一个主要环节，但是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北大“社教”，不是后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所写的“文革”问题。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领导，但是毕竟不相同。如果把这次谈话算作授意的关键步骤，岂不是“种瓜得豆”的逻辑?
事实上，要为北大社校翻案是前社教“积极分子”的共同愿望。张恩慈于1966年5月5日写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递送中央。毛泽东于1966年5月11日对张恩慈的“意见”作出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Q9聂元梓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以后，最初也想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报告反映对北大社教的意见@。
(2)张恩慈对杨克明提到大字报的形式，默认宋一秀和高云鹏写大字报的想法，对杨克明等人后来转向运用大字报，而不是申诉信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杨克明正是在与张恩慈面谈以后，找了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写大字报。显然，写大字报与写书面材料递交中央的社会效果很不相同。由于相关资料说法不一，到底是张恩慈直接提议写大字报，还是杨克明自己得到启发，学者难免见仁见智。然而即使是张恩慈提议写大字报，也需要证据说明是否为执行曹轶欧的授意。
(3)没有资料证明张恩慈与杨克明的谈话是按照曹轶欧事先的授意去指使杨克明写大字报。这次谈话是杨克明主动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找调查组的张恩慈，而不是调查组的张恩慈去北大找杨克明。杨克明找张恩慈时已经有他自己的打算：就北大社教问题给中央写材料，同时打听关于运动的消息。设想，如果是张恩慈按照曹轶欧的意图指使杨克明，那么应当是张恩慈去找杨克明，并且对杨克明直说。曹轶欧前去找陈守一、聂元梓谈话都是主动而直言不讳，已经提供了先例。此外宋一秀、高云鹏也是主动去找张恩慈谈话，而不是相反。
曹轶欧对张恩慈是有要求的，也可以说是授意，但是这个授意是要张恩慈谨慎支持哲学系教员，而不是要他鼓动写大字报。“北文”引用过一位北大教师(孔繁)的话：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张恩慈对孔繁讲，曹轶欧曾嘱咐张恩慈：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这里曹轶欧所要求的是谨慎支持，有所回避，而不是积极鼓动，孔繁在2002年和2003年回答笔者的询问时再次说到这一点，并且说张恩慈当时对孔繁说过，曹轶欧没有交代他鼓动北大的人写大字报，而是要他有所回避。
从现有的材料看，情况更像是曹轶欧发动北大中层以上干部(如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没有结果，而年轻的教员跃跃欲试，自己有要求、有想法，主动去找调查组里的
⑥毛泽东《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1966年5月11日)以及相关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⑩聂元梓的回忆以及“北文”引用的杨克明1978年12iq写的材料。夫子熟人打擦消息，得到一些信息(如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就采取了行动。
(4)1967年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指示”似仅指大字报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据“北文”说，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杨克明)①致函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并转江青，随信附专题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作者不详。“北文”引用了“报告”中的话，以证明“指使说”：“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只能见到“北文”所引证的片段，而不是信和“报告”的原文。联系相关资料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里所称的“指示”，指写大字报“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似仅就大字报的形式而言。此外，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阅览该摘抄件时发现，除这段话外，还有另一句没有被“北文”引有的话：这张大字报就是在康生、曹轶欧的直接支持下产生的(大意)②。“支持”与“指使”是不同的，而且正是目前争议的焦点，如果这句话确是抄自那份“报告”，那么“报告”到底算作是“指使说’’的证据，还是“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报告描述的准确性也令人生疑，例如“北文”已指出的明显错误——称“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带领调查组来北大。“报告”递交于北大派性斗争正酣的1967年7月，当时大字报的署名人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这样的资料需要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才有说明力。这封信和“报告”的全文至今未公开，所以笔者只能就此提出质疑。
聂元梓等7名大字报的署名者在90年代回答笔者询问时，无一例外地分别说根据本人的经历和了解，字报是他们自己要写的，不同意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说法，或者说至少自己不知道曹轶欧指使过，除非指了别人。杨克明说，关于康生问题的中央文件提到康曹轶欧通过张恩慈串通杨克明写大字报，文件下达后，中央组织部又派人来北大，找杨克明谈康生授意写大字报的情况。杨克明向他们讲了他所经历的事明确表示不是张恩慈串通或者授意他写大字报，这文件的说法不一样，然而是真话③。张恩慈也说，他在西听传达中央关于康生问题的文件以后，马上给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