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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作者：印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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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集中描述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的经过，同时一带而过地含糊提到“北大一些人”，后者通常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陆平同志对记者说，关于康生、曹轶欧策划大字报的情况他是在十几年后才清楚的，当时并不知道。文章没有提供可供学者考察的详细资料依据。
“北文”提出了“指使说”的第二个版本：大字报的主谋为康生、曹轶欧；经过曹轶欧授意其下属张恩慈串联杨克明等人写成②。它与第一个版本的差别在于对指使渠道的描述。“北文”强调传达授意的途径是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这与20年前权威说法所着意描述的曹轶欧——聂元梓途径不一致，但是“北文”也没有否定而只是淡化了曹轶欧——聂元梓的途径。“北文”坚持20年前权威的结论，同样主要依据70年代末政治审查的资料，但是为什么在关键性细节描述上作了调整呢?“北文”没有作出解释o
“推动支持说”认为：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自己发起，康生和曹轶欧给予了推动和支持。大字报贴出以后，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作出广播和发表这张大字报的决策，使其具有了全局性的影响。笔者持这种看法③，认为应当将曹轶欧及张恩慈的作用实事求是地概括为“推动和支持”，而“指使”、“授意”或者“策划”的说法很牵强。问题的关键是，大字报是杨克明、聂元梓等6人要写的，内容是他们自己讨论决定的，而不是遵照他人的事先策划行事。曹轶欧和张恩慈的作用是推动和支持北大的这些人，包括大字报贴出之前和贴出之后。
此外，穆欣先生也发表文章否定“指使说”。穆欣的文章提到：“康生虽然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但他处于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对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情有独钟，极力支持的。”④笔者赞同康生支持大字报的说法，但是也想指出：有资料证明曹轶欧在大字报贴出以前对聂元梓表示了支持，张恩慈也对杨克明等人写大字报有直接影响，虽然难说是指使，却也难逃干系；鉴于康生与曹轶欧的特殊关系，故对“康生虽然事先没有插手大字报”的表述，不敢苟同。笔者和穆欣先生文章质疑的对象是“指使说”的第一个版本，而本文是对第二个版本的回应。
二、聂元梓与曹轶欧的接触不构成“指使”
在大字报贴出的前后，聂元梓与曹轶欧有过几次接触。据聂元梓讲，其中两次与北京大学有关，其余是谈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问题，与北大无关。
①见《北京日报》1981年1月8日。林浩基文章对康生、曹轶欧与大字报关系的细节描述，与1978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校刊《北京大学》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十分相似，即北京大学化学系李南强的文章《一根上逼中央下扫全国的大棒——评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笔者曾打电话向李南强先生询问资料依据。李先生回答说，关于康生、曹轶欧与聂元梓等人活动的描述，系根据校党委提供的资料，不是他本人的亲见亲历o
②张恩慈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社教运动前期与杨克明等人同为“左派”，社教运动后期受到批评，1965年7月调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66年5月作为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成员到北大。
③印红标：《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宇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后应《百年潮》杂志之约，改写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发表在该刊1999年第7期。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先后有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当事人和“北文”指出文章中的错讹之处。笔者在此致谢并更正如下：(1)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标题应当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笔者笔误，衍两字。(2)据“北文”的另一篇文章，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担妊的职务是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国际饭店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不是社教工作队副队长。(3)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讨论大字报稿的地点应是北京大学24楼204房间。杨克明写大宇报的地点应是20楼二层他居室对面的一个空房间。(4)张恩慈的工作单位应是马列主义研究院。
④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75辑，2000年9月出版。
聂元梓回忆①，在中央5月16日《通知》传达之前，曹轶欧在北京大学找她谈话②。当时聂元梓正在准备按照学校领导的安排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曹轶欧对聂元梓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聂元梓回忆说，她自己当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的挫折，心灰意冷，正想办法调离北大，同时也不清楚中央的情况，因而对曹轶欧的意见态度冷淡没有响应，随后到怀柔去为参加“四清”作安排。曹轶欧的这次谈话没有产生结果。
此后，聂元梓几次找到曹轶欧，是为向康生“检举”安子文与某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聂元梓说这几次见曹轶欧、康生，都没有谈及北京大学的问题。
聂元梓与曹轶欧再次谈到北京大学问题，是聂元梓与哲学系几位教员开始讨论写大字报之后。有教员提出写大字报，聂元梓也赞成，但是想到要请示上级，于是到西颐宾馆见曹轶欧③。聂元梓回忆说，她问曹轶欧：“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回答说：“能。”又说，只要符合中央(5月16日)《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通知》。聂元梓没有提大字报要写什么内容。讨回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聂元梓心中就有了底④。
聂元梓回忆说，大字报贴出的当晚，到北大的华北局领导池必卿曾责问她：为什么贴大字报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组织请示，身为老干部，应当懂组织纪律。聂元梓回答说：请示了，“曹轶欧让我贴的。”⑤十分清楚，聂元梓这里所说的正是她在其他教员提议写大字报以后“请示”曹轶欧，并得到认可一事。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写大字报的动议是聂元梓之外的其他教员提出的，经聂元梓“请示”曹轶欧，曹表示了认可。聂元梓与曹轶欧两次谈北京大学的问题，可以说明曹轶欧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起了推动和支持的作用，但是难以作为“指使”的充分证据，并不是有影响、有关系就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指使”、“授意”的。
“北文”引用聂元梓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对华北局来人讲的一段话，作为指使的依据：“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辨析。
(1)引文中的“要”字打了括号，按常规，说明是引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进去的。引文原文不通，语意不明，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加上“要”字，即表示他们没有写大字报的意愿，而是按照曹轶欧的意图写的。加上其他字，又可能有其他解释。作为主要证据的引文应当是原文，万不得已加字，也必须有足够的佐证，以避免曲解。“北文”在没有举出佐证的情况下加上“要”字，至少不够严谨。
(2)这句话的含义本来不难搞清楚，这里所谓“曹轶欧叫我们搞的”与前述聂元梓回忆所称“曹轶欧让我贴的”大致相同。这一条资料的来源“北文”没有注明，可能是华北局领导人池必卿在1980年3月给审查人员写的材料⑥，也可能是聂元梓的交代。如果这段引文来自池必卿，就印证了聂元梓回忆中的相关内容。了解聂元梓这
①1999年和2003年回忆。
②聂元梓1999年对笔者说，在北大见曹轶欧的时间是1966年3—4月，而曹轶欧带调查组进北大的时间是5月14日。不知道曹轶欧在此前就到过北大，还是聂元梓回忆有误。
③聂元梓说在友谊宾馆见曹轶欧，有误。应当是临近友谊宾馆的西颐宾馆。
④聂元梓还说，这次会见有杨克明和张恩慈在场，但是杨克明和张恩慈都断然否定。杨克明和张恩慈称，他们见曹轶欧是另外一次，是在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久，而聂元梓没有参加他们的那次见面。聂元梓还说，她回到北大，把曹轶欧的意见转告其他人，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笔者访问其他6人，他们都说不知道聂元梓见曹轶欧一事。
⑤聂元梓1994年7月的回忆。
⑥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看到池必卿一份材料的摘抄，记下了时间，但没有抄录原文。段时间与曹轶欧的接触情况，就不难得知，聂元梓此话的原意是指她向曹轶欧“请示”并得到认可一事。聂元梓等人酝酿写大字报在先，“请示”在后。聂元梓所说曹轶欧“让”写或者“叫”写，是“允许”或者“认可”的意思，而不是“指使”的意思。“叫”字与“让”字都是多义字，至少有“指使”或者“允许”两个含义，确切含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现代汉语词典》对此有清楚的释义。
“指使说”的第一个版本称曹轶欧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却没有为此提供资料依据。20年后，“北文”仍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或许是“北文”没有像20年前的文章那样，着意于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而强调张恩慈指使杨克明这条线索的一个原因。
问题是：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曹轶欧授意聂元梓写大字报，或者如“北文”所强调的，授意主要是经过另一个渠道，即张恩慈找杨克明进行的，那么为什么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向公众提供了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的活动描述，而没有讲明当时已经掌握的从张恩慈到杨克明这个线索?笔者听到一种解释是，当时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聂元梓之外的其他大字报署名人。如果接受这个解释，这种描述也就在实际上不能被看做确切的历史事实，而只是经过善意取舍的故事。
三、张恩慈与杨克明及其他教员的接触
在大字报的产生过程中，张恩慈与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的接触，对大字报有比较直接的影响，而相关资料又存在出入，需要认真考察和分析。
张恩慈与杨克明的接触是考察的关键。据杨克明1993年回忆，中央5月16日《通知》传达以后，他起先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材料，去找张恩慈，想请张恩慈帮助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已经有大字报了。张恩慈从北大哲学系调出不久，两人都曾经是北大社教运动中批判学校党委的积极分子，杨克明说他们是“战友”之间交换情况和意见。张恩慈没有说康生、曹轶欧有什么意图，也没有主张由杨克明组织写大字报。杨克明从谈话中得出印象：还是大字报来得快。回北大以后他向赵正义等人谈了这个看法，几人讨论决定写大字报。开始要写社教问题，讨论中大家决定改为写文化革命问题。
关于杨克明与张恩慈谈话的细节，相关资料有出入。据“北文”提供的1978年6月杨克明的交代，他说：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以说是暗示作用。这个说法与杨克明1993年的回忆基本一致。“北文”提供的杨克明1978年12月的交代说：“他(张恩兹)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这就是说，“还是大字报来得快”是张恩慈提出，而不仅是杨克明的印象，与1993年的回忆有差别。此外，这句话是就北京市委还是北京大学的情况而言，并不明确。“北文”还提供了杨克明1967年7月致戚本禹函所附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指示”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与杨克明在1993年回忆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别。
张恩慈回答笔者的询问时说(大意)：曹轶欧没有指示我去找人写大字报，杨克明来找我说要写个关于北大四清的材料，我说写材料没有用，北京市委都有人写大字报了。后来他们的大字报写“文革”的问题。大字报贴出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