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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作者：印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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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才知道。笔者的印象是，张恩慈认为杨克明与他谈的是四清问题，大字报写的是“文革”问题，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说大字报贴出来才知道，是特别就其内容而言。张恩慈应当知道杨克明等人酝酿大字报一事①。
据大字报的另外两位作者宋一秀和高云鹏回忆，调查组进校不久，他们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对运动的状况表示不满。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
①张恩慈1993q~2001年回忆。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也拿不准，既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要写大字报也不能公开张贴。据这段回忆，张恩慈默认了两位北大教师提出的贴大字报、小字报的想法，但是表示不能公开贴。后来这些教员没有很在意张恩慈的意见，把大字报公开贴了出来。据“北文”提供的材料，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北大党委传达的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对外宣传的意见，其中要求张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这就是说可以贴，但是涉及需要保密的事，不要公开贴，这一点与张恩慈对宋一秀、高云鹏二人表示的意见一致。
对上述资料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1)大字报的内容是杨克明、聂元梓等人自己提议、讨论决定的。他们先是想写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写现实的“文革”问题，没有调查组的人参加讨论。现有的资料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北文”没有就指使的内容提出证据。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而非授意的，那么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北文”将杨克明与张恩慈面谈作为指使的一个主要环节，但是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北大“社教”，不是后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所写的“文革”问题。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领导，但是毕竟不相同。如果把这次谈话算作授意的关键步骤，岂不是“种瓜得豆”的逻辑?
事实上，要为北大社校翻案是前社教“积极分子”的共同愿望。张恩慈于1966年5月5日写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递送中央。毛泽东于1966年5月11日对张恩慈的“意见”作出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Q9聂元梓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以后，最初也想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报告反映对北大社教的意见@。
(2)张恩慈对杨克明提到大字报的形式，默认宋一秀和高云鹏写大字报的想法，对杨克明等人后来转向运用大字报，而不是申诉信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杨克明正是在与张恩慈面谈以后，找了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写大字报。显然，写大字报与写书面材料递交中央的社会效果很不相同。由于相关资料说法不一，到底是张恩慈直接提议写大字报，还是杨克明自己得到启发，学者难免见仁见智。然而即使是张恩慈提议写大字报，也需要证据说明是否为执行曹轶欧的授意。
(3)没有资料证明张恩慈与杨克明的谈话是按照曹轶欧事先的授意去指使杨克明写大字报。这次谈话是杨克明主动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找调查组的张恩慈，而不是调查组的张恩慈去北大找杨克明。杨克明找张恩慈时已经有他自己的打算：就北大社教问题给中央写材料，同时打听关于运动的消息。设想，如果是张恩慈按照曹轶欧的意图指使杨克明，那么应当是张恩慈去找杨克明，并且对杨克明直说。曹轶欧前去找陈守一、聂元梓谈话都是主动而直言不讳，已经提供了先例。此外宋一秀、高云鹏也是主动去找张恩慈谈话，而不是相反。
曹轶欧对张恩慈是有要求的，也可以说是授意，但是这个授意是要张恩慈谨慎支持哲学系教员，而不是要他鼓动写大字报。“北文”引用过一位北大教师(孔繁)的话：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张恩慈对孔繁讲，曹轶欧曾嘱咐张恩慈：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这里曹轶欧所要求的是谨慎支持，有所回避，而不是积极鼓动，孔繁在2002年和2003年回答笔者的询问时再次说到这一点，并且说张恩慈当时对孔繁说过，曹轶欧没有交代他鼓动北大的人写大字报，而是要他有所回避。
从现有的材料看，情况更像是曹轶欧发动北大中层以上干部(如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没有结果，而年轻的教员跃跃欲试，自己有要求、有想法，主动去找调查组里的
⑥毛泽东《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1966年5月11日)以及相关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⑩聂元梓的回忆以及“北文”引用的杨克明1978年12iq写的材料。夫子熟人打擦消息，得到一些信息(如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就采取了行动。
(4)1967年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指示”似仅指大字报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据“北文”说，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杨克明)①致函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并转江青，随信附专题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作者不详。“北文”引用了“报告”中的话，以证明“指使说”：“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只能见到“北文”所引证的片段，而不是信和“报告”的原文。联系相关资料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里所称的“指示”，指写大字报“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似仅就大字报的形式而言。此外，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阅览该摘抄件时发现，除这段话外，还有另一句没有被“北文”引有的话：这张大字报就是在康生、曹轶欧的直接支持下产生的(大意)②。“支持”与“指使”是不同的，而且正是目前争议的焦点，如果这句话确是抄自那份“报告”，那么“报告”到底算作是“指使说’’的证据，还是“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报告描述的准确性也令人生疑，例如“北文”已指出的明显错误——称“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带领调查组来北大。“报告”递交于北大派性斗争正酣的1967年7月，当时大字报的署名人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这样的资料需要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才有说明力。这封信和“报告”的全文至今未公开，所以笔者只能就此提出质疑。
聂元梓等7名大字报的署名者在90年代回答笔者询问时，无一例外地分别说根据本人的经历和了解，字报是他们自己要写的，不同意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说法，或者说至少自己不知道曹轶欧指使过，除非指了别人。杨克明说，关于康生问题的中央文件提到康曹轶欧通过张恩慈串通杨克明写大字报，文件下达后，中央组织部又派人来北大，找杨克明谈康生授意写大字报的情况。杨克明向他们讲了他所经历的事明确表示不是张恩慈串通或者授意他写大字报，这文件的说法不一样，然而是真话③。张恩慈也说，他在西听传达中央关于康生问题的文件以后，马上给中央仙西省委写材料，指出文件中关于康生、曹轶欧通过I串诵杨克明写大字报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四。宋一秀1993年对笔者说，他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3次写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从来没有说过大字报是曹轶欧授意写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
四、关于大字报与曹轶欧关系的其他资料
康生、曹轶欧以及笔者询问过的与大字报作者关系紧密的人，都不否认大字报与曹轶欧或调查组有关系，但是他们所讲的情况均不能作为“指使”的证据，他们没有或者不认可曹轶欧“策划”、“指使”写大字报的说法。
先看康生的说法。1967年1月29日，康生接见群众时说：“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宇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⑤。康生提到调查组在北大“发动左派写文章”，但是在大字报问题上，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他在用词上还是有分寸的。
有访谈资料说，“文革”以后，曹轶欧否认聂远梓等人大字报是她策划的说法：“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
①据“北文”作者之一王效挺先生说，“北文”中所讲“大字报主要作者”指杨克明。
②由于笔者只阅览，而没有能抄录原文，所以这里引用的只是大意，不过，“支持”二字给笔者很深的印象，是原文中确有的o ③1993年和2002回忆。 ④1993午回忆。 ⑤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1967年3月编印，第200页。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①
关于康生、曹轶欧与北大大字报的关系，”文革”初曾经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他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1991年1月25日草稿)当中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人说是康生授意曹轶欧组织聂元梓写的大字报，这跟我了解的不一样。”大字报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以后，“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写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②
孑L繁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在社教和大字报产生前后是杨克明等人的小圈子里的人，曾经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于2002年应笔者之邀谈了他所知道的大字报的情况：“康生、曹轶欧对北大大字报有影响，派张恩慈到北大，但是没有指使写什么。”“贴大字报时，我在郊区搞四清，回来以后听他们详细说过。”“当时这个事很清楚。”“文革期间1966—1969年，没有‘指使’这种说法，如果有指使的事，是瞒不住的。那时和康生、和大字报有关是荣耀的事，立功的事。”“文革结束以后，王任重复出做中宣部长，我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王任重曾经问我：到底康生有没有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写的吧?我说：康生对大字报有影响，但是没有人指使。”王任重在“文革”初的几个月，曾经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负责过问北京大学的运动，看来他也不知道有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这回事。③
笔者所知的“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编印的大批有关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资料，没有提供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的证据。当时这张大字报是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完全隐瞒真相并非易事。假如康生、曹轶欧确实有指使大字报的活动，那么，在毛泽东高度赞扬大字报之后，就没有必要守口如瓶。他们之所以在公众场合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把大字报说成是在自己指示或者鼓动下写成的，恐怕不是要隐瞒“功劳”，而是不能公然违背事实，因为当事人有讲话的机会。“北文”引用的有些分量的资料中，只有1976年那篇报告是“文革”中的资料，引文中的疑点上文已有分析。
对康生与大字报的关系存在怀疑是早已有之，而正式提出“指使说”，是“文革”后的政治审查。据笔者所知，大字报出笼30多年来，不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包括审查期间)，大字报的直接当事人，如署名人、曹轶欧、张恩慈等人作了大量的陈述，有些是反复的非常详细的交代，但是都没有讲出确凿的“指使”的证据。“北文”举出的关于张恩慈指使杨克明的诸多证言当中，真正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