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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作者：印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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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西省委写材料，指出文件中关于康生、曹轶欧通过I串诵杨克明写大字报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四。宋一秀1993年对笔者说，他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3次写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从来没有说过大字报是曹轶欧授意写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
四、关于大字报与曹轶欧关系的其他资料
康生、曹轶欧以及笔者询问过的与大字报作者关系紧密的人，都不否认大字报与曹轶欧或调查组有关系，但是他们所讲的情况均不能作为“指使”的证据，他们没有或者不认可曹轶欧“策划”、“指使”写大字报的说法。
先看康生的说法。1967年1月29日，康生接见群众时说：“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宇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⑤。康生提到调查组在北大“发动左派写文章”，但是在大字报问题上，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他在用词上还是有分寸的。
有访谈资料说，“文革”以后，曹轶欧否认聂远梓等人大字报是她策划的说法：“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
①据“北文”作者之一王效挺先生说，“北文”中所讲“大字报主要作者”指杨克明。
②由于笔者只阅览，而没有能抄录原文，所以这里引用的只是大意，不过，“支持”二字给笔者很深的印象，是原文中确有的o ③1993年和2002回忆。 ④1993午回忆。 ⑤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1967年3月编印，第200页。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①
关于康生、曹轶欧与北大大字报的关系，”文革”初曾经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他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1991年1月25日草稿)当中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人说是康生授意曹轶欧组织聂元梓写的大字报，这跟我了解的不一样。”大字报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以后，“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写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②
孑L繁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在社教和大字报产生前后是杨克明等人的小圈子里的人，曾经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于2002年应笔者之邀谈了他所知道的大字报的情况：“康生、曹轶欧对北大大字报有影响，派张恩慈到北大，但是没有指使写什么。”“贴大字报时，我在郊区搞四清，回来以后听他们详细说过。”“当时这个事很清楚。”“文革期间1966—1969年，没有‘指使’这种说法，如果有指使的事，是瞒不住的。那时和康生、和大字报有关是荣耀的事，立功的事。”“文革结束以后，王任重复出做中宣部长，我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王任重曾经问我：到底康生有没有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写的吧?我说：康生对大字报有影响，但是没有人指使。”王任重在“文革”初的几个月，曾经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负责过问北京大学的运动，看来他也不知道有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这回事。③
笔者所知的“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编印的大批有关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资料，没有提供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的证据。当时这张大字报是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完全隐瞒真相并非易事。假如康生、曹轶欧确实有指使大字报的活动，那么，在毛泽东高度赞扬大字报之后，就没有必要守口如瓶。他们之所以在公众场合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把大字报说成是在自己指示或者鼓动下写成的，恐怕不是要隐瞒“功劳”，而是不能公然违背事实，因为当事人有讲话的机会。“北文”引用的有些分量的资料中，只有1976年那篇报告是“文革”中的资料，引文中的疑点上文已有分析。
对康生与大字报的关系存在怀疑是早已有之，而正式提出“指使说”，是“文革”后的政治审查。据笔者所知，大字报出笼30多年来，不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包括审查期间)，大字报的直接当事人，如署名人、曹轶欧、张恩慈等人作了大量的陈述，有些是反复的非常详细的交代，但是都没有讲出确凿的“指使”的证据。“北文”举出的关于张恩慈指使杨克明的诸多证言当中，真正有些分量的只是审查期间刘仰峤(1966年随曹轶欧进驻北大的调查组副组长)、白晨曦(]966年北大人事处副处长)的两条间接旁证。刘仰峤说，张恩慈曾经对他说过，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张恩慈)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白晨曦说，张恩慈曾告诉白晨曦，他(张恩慈)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刘仰峤和白晨曦都称是听张恩慈所说，张恩慈则坚决地否认这种说法。十分遗憾，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不能再向他们核实。在众多的资料中，以“个别当事人可能想掩盖与康、曹的关系”为由，拒绝多年来亲见亲历者的诸多陈述，而只采纳有利于“指使说”的个别几条间接旁证材料，能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得知北大大字报不仅来自康生的报告，还来自有关简报。1966年5月27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求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北大大字报的批示，就写在这期简报的空白处①。由此推测，最后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的，很可能就是这份简报。毛泽东在批语中称“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这对后来北大领导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必赘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心已定，对北京大学成见已深。北大的大字报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颗小小的棋子。
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和判断发生分歧，存在相互矛盾的历史资料，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事情。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是繁荣学术的必经之途。关于“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争鸣已经引出了以往20年不曾公开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对事实的准确了解。在各抒己见之后，一时说不清楚或者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尽可存疑，等待封存资料的解密和新资料的发现。即使有些历史事实永远争论不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在北大这张大字报的问题没有那么隐秘，历史事实正在自由的讨论中逐渐清晰。
责任编辑 杨小波
①师东兵：《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遗孀曹轶欧》(访谈录)，师东兵：《政坛密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香港，港龙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不是历史学学者，但是这本书收集的都是他本人的采访录。师东兵的这次访问在“文革”以后，但没有注明确切日期，估计在80年代后期或者90年代。
②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721，603—604页。王力在1992年对笔者讲述了这个情况，并且提供了这个回忆录的打印稿。
(11)2002年2月27日~12003年5月27日孔繁回答笔者电话询问。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印红标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宇报”①。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认为：大字报是由聂元梓等人自己发起，受到曹轶欧等人的推动和支持，经毛泽东批示在传媒发表而影响全国；曹轶欧与大字报的关系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策划”或“指使”。2001年以来，先后以“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等三种署名、稍加编辑多次发表的一篇文章《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以下简称“北文”)，激烈地反驳笔者的观点，坚持康生、曹轶欧指使的说法，引证了很多不曾公开的官方资料e。笔者为学术争鸣和更多资料得到披露感到欣喜③，同时坚持以往的判断：曹轶欧与大字报作者的关系足推动和支持，而不是策划和指使，并愿意就此与“北文”的作者商榷。
一、“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的分歧
在展开主题的探讨之前，不得不申明的是：关于大字报史实的考订，是学术问题，应遵循学术的而非其他的标准和规范。所以要强调这个本应不言而喻的前提，是鉴于“北文”指责质疑：“指使说”的观点是：“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这令人想到某种过去了的时代所盛行的泛政治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学术探讨提倡百家争鸣，尊重学术自由、学者尊严。笔者愿以此自律。
笔者以为，关于北京大学这张大宇报的争论焦点，只是康生、曹轶欧与大字报的关系，即康生和曹轶欧是“指使”还是“推动和支持”了大字报的产生；至于这张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恶劣影响，则不因其是否为康生指使而有所改变，也不是分歧所在。争论中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字报是康生和曹轶欧策划、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
①大字报的7个署名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教员。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杨克明在写大字报时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仍住在北大宿舍。大字报得到毛泽东肯定以后，他又返回北大哲学系，一般忽略杨克明短时间的工作变化，仍称他为北大教员。
②仅据笔者所知，“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署名见《百年潮》2001年第9期。“何洛、孟金”的署名使用3次，先后见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1年第11期、《北京日报》2002年8月1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83辑(2002年9月)。“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效挺、黄文一”的署名见《世纪》(上海)2003年第1期，该刊注明：王效挺为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黄文一为北大校办副主任。
③“北文”的主要作者之一王效挺先生应笔者的请求，允许笔者浏览了他本人保存的、“北文”引述的部分资料的抄件和复印件(摘抄或者全文)，使笔者对一些资料的细节有了了解。谨此致谢。人写的，权且简称其为“指使说”。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康生、曹轶欧的作用是“推动和支持”，简称其为“推动支持说”。“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的分歧之处在于大字报的主使者、创意者是谁?是康生、曹轶欧，还是聂元梓等人自己?
“指使说”对于指使的史实细节描述又有某些差别。其第一个版本告诉人们：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指使的途径是：曹轶欧——聂元梓。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十多年里的权威说法。《北京日报》记者林浩基对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访谈录《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是影响最大的一篇①。文章说大字报的产生是康生指使其妻曹轶欧“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乱全国的重大阴谋”。文章作了这样的描述：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调查组到北大。康生和曹轶欧多次与聂元梓密谈，达成反革命政治交易。“五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写大字报。大字报写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马上把锋芒指向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从市委下手容易得逞。”文章又说：“聂元梓根据曹轶欧这个调子，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密商、起草大字报。他们两易其稿，终于炮制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