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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作者：印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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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的只是审查期间刘仰峤(1966年随曹轶欧进驻北大的调查组副组长)、白晨曦(]966年北大人事处副处长)的两条间接旁证。刘仰峤说，张恩慈曾经对他说过，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张恩慈)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白晨曦说，张恩慈曾告诉白晨曦，他(张恩慈)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刘仰峤和白晨曦都称是听张恩慈所说，张恩慈则坚决地否认这种说法。十分遗憾，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不能再向他们核实。在众多的资料中，以“个别当事人可能想掩盖与康、曹的关系”为由，拒绝多年来亲见亲历者的诸多陈述，而只采纳有利于“指使说”的个别几条间接旁证材料，能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得知北大大字报不仅来自康生的报告，还来自有关简报。1966年5月27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求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北大大字报的批示，就写在这期简报的空白处①。由此推测，最后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的，很可能就是这份简报。毛泽东在批语中称“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这对后来北大领导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必赘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心已定，对北京大学成见已深。北大的大字报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颗小小的棋子。
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和判断发生分歧，存在相互矛盾的历史资料，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事情。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是繁荣学术的必经之途。关于“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争鸣已经引出了以往20年不曾公开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对事实的准确了解。在各抒己见之后，一时说不清楚或者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尽可存疑，等待封存资料的解密和新资料的发现。即使有些历史事实永远争论不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在北大这张大字报的问题没有那么隐秘，历史事实正在自由的讨论中逐渐清晰。
责任编辑 杨小波
①师东兵：《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遗孀曹轶欧》(访谈录)，师东兵：《政坛密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香港，港龙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不是历史学学者，但是这本书收集的都是他本人的采访录。师东兵的这次访问在“文革”以后，但没有注明确切日期，估计在80年代后期或者90年代。
②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721，603—604页。王力在1992年对笔者讲述了这个情况，并且提供了这个回忆录的打印稿。
(11)2002年2月27日~12003年5月27日孔繁回答笔者电话询问。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