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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站长手记（连载一）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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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日的一天下午，一趟去乌鲁木齐的长途列车，因中途暴雨冲断铁路，根据铁道部的命令返回北京站，这是非常少遇到的事。旅客不理解，又怕回到车站无人过问，集体商量好不下车，客运服务员怎样劝说都不起作用，影响了其他列车运行。
时任党委书记、58岁的白永富立即手提扩音喇叭赶到列车上，逐车厢地宣传：“我是北京站的党委书记，为了维护其他列车的正常运行，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大家下车，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帮您解决。”
“我不走了，我的车票怎么办？”
“全价退还。”
“能不能保证我再签上去乌鲁木齐的卧铺票？”
“我保证！”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以我党委书记的名义。”
“我相信你，我下车。”一个中年女知识分子模样的旅客首先下了车。接着，40多名旅客都下车来到软席候车室。
客运服务员端来一杯杯牛奶、咖啡，使充满怨气的旅客们情绪有了缓解。匆匆赶来的主管售票的副站长把收集来的卧铺票号交给白永富看，白永富向旅客们宣布：“旅客们，你们的要求，全部可以解决。”这段故事被在场的《北京日报》记者记录了下来，一篇《郑重的承诺》刊登在报纸上。
像这样在关键时刻，白永富书记毫不犹豫地冲在前面的事例很多。
1989年，在那场政治风波期间，白永富率先代表车站党委向全站共产党员发出“共产党员13条”，要求全站共产党员带头坚守岗位、保证安全、保卫运输畅通。他和班子成员一起一直坚守在第一线，1989年北京站党委被评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
1994年白永富退休。他1983年到北京站任党委副书记，1985年到退休期间任党委书记9年，和4位站长共过事，他为北京站留下一份宝贵的党的基层工作经验。
北京站的党政在一起是相互团结，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在这个集体里决不允许搞团伙，也决没有人去争“谁说了算”。
北京站的工作是重要的、是光荣的，但这个重要和光荣对于站长们来说，担负的是责任，而对于广大员工来讲，他们作出的才是奉献。
北京站员工几十年来所作的奉献真是太多，现仅将《北京站站志》上所记述的两个典型摘抄如下：
郑春寅，女，1963年生，汉族，北京市人，1979年参加铁路工作。1988年任北京站客运服务员期间，在候车室工作岗位上遇到来京看病的盲残军人王琪（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臣）。从此，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王琪8年之久，车站领导和同事全然不知实情。后来，王琪的同学找到车站党委宣传科要求采访，郑春寅才道出真情。1996年3月1日北京电视台《真情曲》栏目播出《北京姐姐》，宣传郑春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人事迹。
金建军，男，1959年生，朝鲜族，原籍吉林省，1982年从部队转业到北京站工作。1987年至2000年任北京站客运服务员期间，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利用大量业余时间，亲手安置弃婴（北京站每年都发现或接收列车上移交的弃婴，送北京清河福利院前，由客运车间三班职工轮流照顾）400多人。其中较大的三四岁，最小的仅有几天。他为弃婴买奶粉、洗尿布，照顾无微不至，还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与弃婴情同父子。现在，他送去的孩子中已有4人上了大学。《人民铁道报》以《北京站有个“孩他爹”》为题，报道他至今感人的故事。
职工住房——压在历任站长身上的最大负累
1993年12月1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记者孙亚明的文章《北京站长难不难》。文中写道：
谁也不会想到，中国最大客运站的站长石玉林，住在没有暖气没有煤气的楼房，而且一住就是7年。
在所有的人的想象中，站长是个有实权的人物，作为北京站的站长没有几处房子才怪呢。石玉林说，“加上我和我爱人的办公室能凑合上3处。”
北京站每年收入10多个亿，这些钱全部上交。列车来自全国各地，又流向全国各地。车站只好靠发展多种经营积累基金。去年总算盖了50多套房子，全部分配给职工，石玉林仍然住在那个没有“双气”的房子里。大冬天，往楼上搬煤，往楼下倒灰，屋里架个火炉，又是烟又是灰尘，可真够受的。你要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吗，他绝对说没有，他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他是“文革”前考到北方交大的，毕业后被打发到东北接受再教育。结婚时住的是用草拧成团、再涂上泥巴的“拉合辫”房子。后来到沙城火车站，夫妻俩住的是工棚。回到北京住到这个房子就没动。这些五六十年代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很少考虑自己。
…………
孙亚明是负责专门采访交通新闻的记者，在他写这篇报道时，我们已认识有六七年的时间。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谈过工作以外的事情，也许是他希望了解一下忙碌的站长的家庭生活，多次提出要到我家里拜访。盛情难却之下，在一个冬天不太忙的日子，我邀请他和几位记者朋友一起前来我家做客。其结果，使他们感到出乎意料，他们原来一直认为北京站长的家应该和北京站一样富丽堂皇。
孙亚明过后十分感慨，正是在紧张的春运期间，他写下了这篇报道文章。
其实，孙亚明了解的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就是这样的房子还是我到北京站后，经过我以办公室里为家600天的磨炼，北京分局的丁铎局长顶着压力、千方百计为我争取来的。作为北京站这样一个大站的主要领导干部住房状况都如此，那北京站的普通职工就可想而知了。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由于没有实现住房改革，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全凭福利分房来解决住房，而许多单位没有那么多资金去盖房买房，再加上文革十年的拖累，住房欠账越来越多。职工住房问题是各个单位、更是历任北京站长的最关心、也是用气力最大的对职工的服务。
从1986年到1991年，马志聪任职期间用5年时间，以车站集资和与铁路分局合资等方式为北京站职工购置了近200套住房，为将近400户职工家属改善了住房条件。但是对于拥有2500多名干部职工、700多名退休人员、400多名集体经济员工和300多名公安干警的要房、分房范围来讲，还是供不应求。
1992年初，北京站工会进行了住房调查，结果是急需解决住房的无房、缺房户还有400户。
有一天晚上我值班，同时也在值班的一名科室主任来找我：“石站长，咱们什么时候能再买房呀？现在，我都快愁死了。”
“你不是有房住吗？”
“我住的是文革后要落实政策的房。我一家4口住一大间，大儿、大女的用一道纸板墙隔起来也算罢了。可等着落实政策的一家就住在一个院里，儿子、姑娘都从插队处回来，一家7口住一间小房，儿子没地方住，在自家盖得小厨房里，支一个临时床，晚上搭、早上拆。三十大几了，等房结婚。他家的老太太天天叨咕我，催我腾房。你说，我怎么办呀？”
怎么办？我无言以对。
“站长，我刚结婚半年，房主就叫我搬家，说是他儿子也要结婚，急等房用。我能不能把家具暂存在车站，我和我媳妇各回各家了。你发个话，帮一帮我吧。”又一个职工找上门来。
车站是个女职工较多的场所，特别是客运和售票车间，女职工高达80％以上。改革开放后，离婚问题显得挺突出，而往往女同志不知维护自己的权利，一离就搞得流离失所，北京站就有这个问题。那时候，离婚还要单位开证明，要单位协调、同意。对此，我在大会小会讲：“离了婚，女方没有住的地方，就一律不同意开证明，谁开了，谁帮解决住房。”并且要求女职工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利维护好，因为车站真没有办法来解决由于你的不坚持而造成的无房后果。这事儿，看来当时搞得挺“左”的，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