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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站长手记（连载二）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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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时，李瑞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在天津工作，每月有两次来中央开会，一般他会乘专包车厢往返京津间。回天津时一般他的包车都会挂在去往丹东的27次列车尾部。一直以来都很顺利，但有一次却出了纰漏。这天在这列车上加挂有到平壤的国际联运车，车是朝鲜的行李车体，专包车厢挂在这个行李车后面。当列车推到到发线后，意外发现专包车厢与朝鲜行李车的两个车风挡处不密贴。分管副站长觉得情况严重，马上向我汇报。我一看，不行，不能保证行程安全。一面让分管副站长向上级行车调度汇报，一面安排换挂到别的车次上去。
正在向有关上级汇报并得到换挂到别的车次的指示时，李瑞环的汽车到了贵宾室前。我忙向他汇报：“由于车辆的原因，需要把您的车换挂到别的车次上去，大概要后延30分钟。真对不起，请您到贵宾室休息一下。”
“你们不让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好，到屋里歇一歇。”李瑞环说着走进了贵宾室。
坐下之后，他四下看了看，说：“走不了，干点什么好呢？这样吧，打开电视机，看看有什么新闻节目。”
“还得给您说‘对不起’，这是台新电视机，还没有来得及装电视外接天线呢。”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不知李瑞环听到这样的回答会不会不高兴发脾气。
可他却依然很平静，笑了笑对我说：“是个摆设呀！”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电视也看不成，那干点什么好哇？”这时，随同他一起走的一位老同志为我们解了围：“我看呀！咱们还是来这个吧！”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副旅行用的小象棋。
“好！这个好，咱们接着来。”李瑞环一看很兴奋，两个人凑近沙发之间的小茶几，打开那张只有一本杂志大小的纸棋盘，摆上比制服上衣扣子还要小的棋子，津津有味地开始“跳马”、“支炮”了。
看着他们认真地下着棋，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早听说李瑞环的“平民作风”，眼见为实，我真真折服了。
很快挂车作业完成，我去请李瑞环上车。他立刻收拾起棋子，走出了贵宾室。当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歉意时，他说：“车辆有问题，也不能全怪你们。这不已经好了吗。”
送走李瑞环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必须把电视外接天线安装好。
1988年初的一天，分管专运的副站长来找我：“分局通知有个紧急会议要我马上去参加。可现在还有一个专包车要接，你看叫谁去？”
“好吧，你去开会，这件事交给我了。”我把任务接过来
我赶到站台时，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我一问，是胡耀邦回来。接站的车只有一辆小面包，接站的人也只有两名工作人员。
列车停下后，车门打开，工作人员上去帮他拿行李，胡耀邦走了下来，穿着他那件在电视上经常见到的看上去有些紧的半长大衣，人显得有些憔悴。他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大一小两件。工作人员很快就将行李安排好，便请他上车，走了。看着远去的汽车，我们几个谈论的话题是“胡耀邦真是轻车简从啊”。这是我在北京站唯一一次见到胡耀邦。
北京站的专运任务看来似乎站长的责任很重、很大，其实真正担负起这个责任、完成这个任务的，还是铁路公安局的那些专运人员、公安段的干警、北京站的广大职工。每一趟专运任务他们都会以极大的责任心去完成，而且会付出艰苦的劳动。他们牢记周恩来总理“北京站地位重要，工作光荣”的教导，把这些任务看做是光荣的任务。为了保证正常的运输任务，又要完成专运任务，不管是车站职工，还是铁路公安干警，都在休班时间来加班加岗。没有加班费用，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进出北京站的社会知名人士
北京站每天进出二三十万人次，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但他们大多是来去匆匆，没有留什么痕迹。能够在北京站留下痕迹的，北京站大都认真地收藏着。
在北京站留下痕迹最多的，当属那些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在建站初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的那些日子里，许多画家和书法家都曾无偿地为北京站留下艺术珍品。邓拓、陈半丁、李苦禅、阿老、白雪石、陈大章、霍春阳、吴冠中、董希文……近些年来也有不少知名画家、书法家留下墨宝，如王成喜、刘大为、秦岭云、沈鹏、刘炳森等。
在早期，艺术家们为北京站献艺是很辛苦的，不仅是无偿的，而且吃饭也只有一菜一饭一汤。尤其是画家，完成一幅大的作品要两三个月时间。北京站贵宾室和一些大厅内悬挂的画作就是他们的艺术珍品。
文革结束后，北京站的藏画大都悬挂在候车室的显著部位，高架进站通道上有20幅大幅国画。但在198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知名画家陈大章的一幅《黄山百丈泉》被人“掏心”割走了。两米多长的画心，最高位有5米以上，没有梯子之类的工具是不可能被完整地割去的。但居然让小偷得手，没有被人发现，事后也没有任何破案线索。虽然陈大章先生得知后，又毫不犹豫地为北京站补画了一张，但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从那件事也让我们认识到名贵书画的价值。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字画，从被盗的第二天起，除在贵宾室、软席候车室悬挂部分字画和各大候车保留一些油画外，其余全部收藏起来。
为了便于收藏，同时还能让人们观赏到这些藏品，车站在1992年精选了108幅国画、油画、书法作品汇集成册，出版了《北京站珍藏书画选》，内有中、英、日三种文字说明。
我在画册的前言里写下这样两段话：“这些艺术精品把北京站内部装点得别具一格，并和外观造型浑然一体，形成北京站独特的艺术魅力。
“我以北京站站长的名义，向那些健在的和已故的书画大师表示衷心感谢！大师们弘扬祖国书画艺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和这部书画选一样，永存于世。”
在这部画册出版后的十几年里，又有不少著名书画家为北京站绘画、题字。如今，北京站的书画珍品收藏应该超过200幅。
北京站东大贵宾室的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清香远溢》的大型红梅国画。方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丈八裁”的珍品。这幅画的画面为4500×1500毫米，是著名画家王成喜先生的作品。
王成喜与北京站的关系完全是从坐火车开始的。他和夫人经常坐火车回河南老家，有时两人一起走，更多的时候是他夫人单独走。他们当时需要从北京站上车，而且是零点以后的车次。每次他的夫人走时，他不放心，都会来送。这样，一来二去就和北京站打上了交道，我那时经常值夜班，因此也常遇到他，同他聊聊天。
王成喜先生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他的画经常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做珍贵的礼品赠送外国国家元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总统黄金辉都保留着他的绘画。他画的梅花尤其受欢迎，人称“梅花王”。由于画好，因此价值也很高。我在一个报道中看到，如北京站那样的大幅画，在新加坡曾拍卖到人民币150万元。但王成喜却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为北京站精心创作了这幅珍品。
王成喜是很重感情的人，我在北京站时，每年春节他都会打来电话，恭贺新禧。我离开北京站后仍然接到过他的电话。
除了北京的书画家们，外地的知名书画家也为北京站留下不少艺术珍品。云南画院的杨长槐、西安画院的苗重安、贵州画院的鲁风……北京站人会记住他们。
说起北京站的书画能得以保存并扩展，应该提到北京站美工室历任主任及其成员。北京站新站建成后就设有美工室，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车站的“无声揭示”，即客运告示、标牌等文字宣传及社会和内部的文字、美术宣传。除此之外，收集、整理、创作书画作品，装饰北京站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