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北京站站长手记（连载二）
作者：石玉林
字体： 【大 中 小】
当朝阳把富士山照得耀人眼目的时候，我们告别木下秀彰先生一家人，返回东京。在火车上，我对大木晴之为我们安排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表示感谢。他说：“其实，我就是想让你们了解，我们普通日本人和你们中国人一样，也是热情好客的。”
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大木晴之先生有一次长谈，从他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他对中国的感情。
大木晴之年轻时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早期的共产党员。那时，他就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他和他的同志们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当天晚上，他们来到一个山顶，拿了酒，彻夜庆祝和欢呼。
50年代初，廖承志率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受到日本极右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并且发出话来，要代表团有来无还。大木晴之和他的同志们自动组织起保卫队伍，日夜轮流守卫着代表团，为代表团维护会议秩序和保卫驻地安全，使代表团所有行程都安全、顺利。代表团离开的前一夜，廖承志当面对他们表示感谢，并送给他们每人一支上海产的“英雄”金笔做纪念，这支笔他一直保留着。
50年代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开始意识形态里的大辩论。在日本共产党内部由于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不同，也发生了分裂。大木晴之由于倾向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受到排挤，他决然地退出了日本共产党。从那之后，他开始建立自己的企业，在企业中实行劳资共管、同工同酬，到70年代末他的企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有十几亿日元的资产。
这时，他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息，他的心又激动起来，就在他即将退休之年作出一个大胆决定：提前退休，到中国去。
他把企业留给同事们，只拿走了他的退休金4000万日元，并把这些钱几乎全部带到中国来。4000万日元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大数目，但在80年代初，中国人有1万元就被称为“万元户”的时候，这不能说是个小数目；何况这是他的退休金呀！
为什么他找到中国铁路，他没有讲，大概是在日本他的铁路朋友多的原因吧。
80年代初的北京，百废待兴。他在首都机场一下飞机，感到一片漆黑，跟日本东京不夜城景象简直没法比较。北京机场的出租车少的可怜，宾馆的条件也让人瞠目结舌。但大木晴之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日本战后的经济条件不是更惨吗？只要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前景一定辉煌。
大木晴之最初与中国铁路有关方面的合作是不成功的，使他的第一笔投资付之东流。这主要是合作双方都没有经验，对市场的定位把握得不准。结果用于发展铁路广告的投资盲目地购置了大批材料，却无用武之地，变成一堆废料。
大木晴之没有放弃，经过他的深入调研，发现和铁路搞旅游合作有发展前景。于是，他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日本铁道旅行社，并争取到各铁路公司的支持。从那时起，他长期每年组织日本的铁路员工、家属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到中国来参加“丝绸之路”、“蒸汽机车”、“黄山游”等专题专列旅游。
同时他为加强同中国铁路的联系，在日本成立日中铁路友好协会，他任会长。通过他的沟通，中日两国铁路的交流更加广泛了。他曾对我说：“从80年代初到现在，我每年都要到中国十几次，如今已超过130次，我还要继续去，这辈子要超过200次。”
那次去日本之前，根据我对大木晴之先生的了解和出于对他的尊重，特意在香港托人为他订制了一个银盘，上面刻有“发展中日铁路友谊功绩卓彰”几个字。大木晴之接受这件礼物时十分激动，他说：“我的努力，能够得到承认，我很感动。今后，我还会更加努力。”
他还说：“我有生以来，在日中铁路的交往中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有许多珍贵的纪念品，这些都是日中友好的见证。我已经同我家乡市的博物馆签定了协议，他们将全部接受我的馈赠，并专门为我设立一个纪念室，来保存和展出它们。”说着，他露出满意的微笑。
从日本回来不久，我调动工作去了香港几年，因此也失去了与大木晴之先生的来往，但我仍然十分关注他的情况。据说，他的旅游业务做得不很顺利，他本人又大病一场，现在已完全退休在家了。算来大木晴之先生已经有76岁高龄了，也到了该歇一歇的时候。但我相信他对中国、对中国铁路、对中国朋友们的那份情谊和思念不会停歇下来，他还会把他的小纪念室办好，让他周围的人群了解中国。
我已有８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大木晴之先生了，真想再见到他。据说，现在去日本旅游已很方便了，有机会去日本旅游，我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怎样见到大木晴之并参观他的纪念室。（未完待续，本文分３期连载）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