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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站长手记（连载二）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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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全国第一个禁烟火车站
北京站在经历了1986年底因个别职工勒索货主而引发的“行包房事件”后，经过全面整顿，各方面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87年初又顺利地完成了春节运输的第一阶段任务。在部署春运返程工作时，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国林首次提出北京站要推广不吸烟候车室，以进一步提高优质服务水平。
对这一提议，开始大多数人都没有信心。一是在车站吸烟的旅客太多，禁止起来很困难，弄不好又可能造成“路风事件”；二是车站工作很多，难以抽出人手。此外，当时人们对禁烟的认识还很不够，多数人，包括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还认为吸烟是个人行为，对禁止吸烟不理解。
车站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后，决定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找出一个循序渐进的执行办法。
当时我们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请铁路局卫生中心防疫站到北京站各候车室及候车大厅进行空气检测，以取得空气状况的可靠数据；二是在旅客中进行广泛调查，摸一摸在旅客中吸烟人的比例和吸烟人与不吸烟人对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态度；三是在直接接触旅客的客运人员中开展调查，对长期工作在候车室里的人员进行健康检验；四是广泛征求对如何开展好禁止吸烟活动的建议。
一周后，调查结果汇总上来，情况让人感到震惊又鼓舞。震惊的是：一、车站各候车室及候车大厅空气质量简直糟糕透了，室内空气中的一氧化碳的平均浓度为6．65ＰＰＭ，超标率达100％，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超标率达42．8％，其他一些有害物质如一氧化氮、苯丙芘等的含量也大大高于国家颁布标准；二、各候车室中吸烟的人数占候车人数的比例高达25．3％，也就是说4个旅客中就有1人在吸烟，而绝少有妇女和儿童吸烟；三、客运人员中，35岁以上的人员有5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咽炎症，还有不少人患有失眠症。
而受到鼓舞的是，几乎100％的工作人员和不吸烟旅客赞成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有超过50％的吸烟旅客也赞成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而在禁烟建议中，大部分人认为要宣传为主，辅以罚款。
依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众多的旅客吸烟是造成车站候车场所空气质量恶劣的主要原因；而恶劣的空气损害着广大旅客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及车站工作人员的健康；禁烟势在必行。
在车站领导班子和大多数职工统一认识后，车站开始了循序渐进的第二步——部分区域实行禁烟。
从1987年3月1月起，车站第一候车室和母子候车室开始禁烟。在开始执行时，主要以宣传为主。在这些区域设立了一些禁烟标志和在广播里进行宣传，而劝阻吸烟的工作由候车室的客运服务员来执行。
部分区域禁烟执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候车室里不让吸烟了，吸烟的旅客就纷纷跑到候车大厅二楼的环马廊上来吸，候车大厅的空气更加恶劣。而有些旅客乱丢弃烟头，将烟头从大厅二楼的环马廊上丢到一层，发生威胁其他旅客安全的事，引起候车秩序的混乱。此外有些吸烟的旅客继续在禁烟区域吸烟，但看服务员过来就马上把没有吸完的烟头胡乱往隐蔽处塞，结果引燃杂物，造成火灾事故隐患。此外，服务员忙于为旅客服务，执行禁烟的工作力度不够，往往顾此失彼。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分析到：在一个相互连通的大环境里，部分区域禁烟的实际效果不好，严格地讲等于没禁；只劝阻，不执行罚禁，禁烟力度不够；而从另一方面看，绝大多数吸烟的旅客在吸烟时能自觉地躲开禁烟区域，说明禁烟命令对吸烟的旅客有制止作用。
通过分析，我们下决心作出一个决定：在全站范围内实行全面禁烟，把北京站建成全国第一个禁止吸烟火车站。
在经过了充分准备后，1987年6月1日北京站正式开始全站禁烟。虽然一开始声势就很大，但作做为组织者我当时就意识到，与其说这是工作不如说是战斗；如果说是工作，那也是不被看好和被背后指骂的工作。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北京站是一个大站，它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注目，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刚开始禁烟不到半个月，有一天一位副站长拿来一张《参考消息》，上面有关于北京站禁烟的消息；并告诉我说：“有人说咱们自找麻烦，连外国报纸都批评上了。”
我接过来一看，并不是什么外国报纸，而是香港《华侨日报》，标题是：《“烟枪”们照样“吞云吐雾”，北京火车站禁烟效果甚微》。
我看后有点激动：“看着吧，随着大多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公德意识也会很快提高，禁烟这点‘小事’，外国人能办到，我们也一定能办到。现在，我们不过是挑了个头儿，‘枪打出头鸟’嘛，受批评、遭指点是必然的事。”
其实受到的批评和指点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支持和鼓励。“一面紫色的锦旗”的故事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1987年9月8月《中国环境报》刊登了记者阿斌的一篇特写《一面紫色的锦旗》，现摘抄一部分如下：
一位名叫石占魁的老人，他是北京市崇文区红十字会会员。得知北京站在全国同行中带头实施禁止吸烟的决定，他“非常赞同，非常支持，非常感谢。”并许下一个心愿：要送给北京站全体职工一面锦旗，以表示他对北京站禁烟这一益举的衷心支持和拥护。
今天，石占魁老人亲手把那面精心制作的锦旗送到石站长手中。他因为感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神情。
其实，禁烟是大势所趋，人人都知道吸烟的害处，不过要变成自觉的行动确实很不容易。
北京站宣布全面禁烟之后，有不少新闻媒体来到北京站进行采访，其中不乏外国新闻媒体。日本东京都电视台记者木协森先生来到北京站采访禁烟；下面是他与一位解放军战士的对话：
记者：“请问，您平时吸烟吗？”
军人：“吸的。”
记者：“那么，您为什么在这儿不吸了呢？”
军人：“禁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是军人，我应该遵守制度。”可以说这位军人道出了广大吸烟旅客的心声。
在同一天，《人民铁道报》的一位记者跟随车站工作人员去候车室巡视，一位去丹东的旅客躺在团体候车室的椅子上吸烟，被罚了5角钱；他面露愧色地对记者说：“公共秩序应大家维护，我违反了制度，罚我，应该！”
在另一个候车室，一位穿军绿上衣的小伙子掏出烟来，当他看到禁烟标志时，又把烟放入口袋里。记者上前攀谈，得知他是河南省项城县来北京打工的农民，他诚恳地说：“挺累的，想抽支烟解解乏。可禁止吸烟的牌子制止了我，咱虽说是农民，也一样得遵守纪律。”
各方面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北京铁路局长国林、分局长丁铎多次鼓励我们要坚持，绝不可半途而废。
车站进一步加大了禁烟的宣传与罚禁力度，并且得到各级爱国卫生委员会和物价部门的支持，禁烟标志增加到357块。环卫车间主任张震东在车站的支持下，组织了专兼职检查人员达到72人，不间断地巡回查禁，禁烟效果愈来愈明显。
在整个禁烟过程中，也有因条件不允许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有的吸烟旅客提出车站应设立吸烟区或吸烟室，让吸烟的旅客有个吸烟的去处。这个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也不算过分。但就北京站当时的客流情况着眼，根本不可能去开辟一个候车室来满足吸烟旅客的要求。又因为北京站各候车部位是相互连通的，因此也不可能建立吸烟区。所以，只有让吸烟的旅客们多忍耐、多担待了。
到1991年，车站禁烟已完全达到可控的程度，经过北京铁路局卫生中心防疫站多年的连续监测，车站各项空气指标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