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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站长手记（连载二）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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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站来的其他艺术家也很多，如文艺界的演员。
北京站从80年代开始，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每年除夕晚上，会在北京站的候车大厅里举行一场春节晚会。开始几年只是由北京站自己的职工临时编排一些小节目，与在春节晚上赶不回家的旅客一起共度除夕。虽然水平不高，但给出门在外的旅客们增添了不少乐趣。
从1988年春节开始，铁道部也参与了北京站的春节拜年活动，铁道部长亲自到北京站给旅客拜年、送饺子。同时，文艺节目的水平一下子提高了——中国铁路文工团专门组织优秀演员来北京站演出。侯跃文、石富宽等知名演员都多次出现在这里，和旅客们共度除夕。
1990年12月，北京站公安段在北京站电影厅召开“立功奖章有我们一半，也有你们一半”的联欢会。他们把在亚运会期间立功受奖的干警家属50余人请到会场，由受表彰的干警为家属戴上红花。当演出开始时，第一个出场的是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她是刚刚赶到来参加这个联欢会的，她满怀激情地说：“在我40年演出生涯中，这次小小的演出使我永生难忘。”她真诚地发自内心地为干警和家属们献上《英雄赞歌》、《马儿啊！你慢些走》、《小草》等歌曲。下来后，我去看她，代表北京站和北京公安段向她表示感谢。她说：“只要我还能唱得动，我都会下基层，为工人、农民、士兵演唱。”
在这次活动后不久，北京站工会邀请到中国广播说唱团到北京站，为车站歇班职工演出。姜昆、唐杰忠、郭全宝……许多名家都来参演，他们是利用演出间歇时间为我们义务出演的。我在后台见到领队姜昆向他们道辛苦，他说：“演员嘛，就是干这个的，说不上什么辛苦不辛苦。”言语之间，非常谦和。
北京电视台要拍《大城歌》的电视片，宣传北京的历史、人文和建设发展。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同我商量，希望在拍摄北京站时，站长能出镜，我欣然答应了。
这个节目的总撰稿人是一位看上去有60多岁、个头不高的老同志。他向我介绍了情节，比较简单：我和他沿着北京站的第一站台从远处走过来，边走边谈。当走到摄像机前时，他问我答几个有关北京站的问题，然后我俩再向前走，摄像机送出一段我俩远去的背影。
由于配合得好，没有重复，拍了一遍就“过了”。
当我俩从远处向回走的时候，我冒昧地问：“您怎么称呼？”他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了我。我一看，肃然起敬，竟然是著名话剧《丹心谱》的作者、大名鼎鼎的苏叔阳先生。
据说《大城歌》播出后，反映很好。只可惜我当时工作太忙，没有欣赏到，也是一份遗憾吧。
90年代初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写报告，忽然有人找我，一进门就说：“站长，不好意思，冒昧来找您。”我抬头一看，来人有些“似曾相识”，但一时又叫不上名字来。“我的名片没有了，临时写了一个，真对不起。”
我拿过来扫了一眼，马上提起了精神，“是李光曦先生，快请坐。”可李光曦说什么也不坐，只是着急地站着说：“我们团到外地演出，因为我有事，晚走两天，团里让我自己搞票。本来我托的人说没问题，可谁知道突然又说不行了。而我后天必须走，不然就耽误演出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有跑来找站长，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我连忙跟他说：“您放心，我一定给您解决。就是没有了票，我也会把您送上车。您的一首《祝酒歌》，当年激励了多少人。没谁的票，也得有您的票。”
我立刻为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票。告别时，他一再表示感谢。我说：“应该感谢的是您，我们不会忘记您的好歌声。”
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上，国家跳水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车站为了让职工学习国家跳水队勇于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有幸请到了国家跳水队的部分教练员、运动员到北京站来讲演。12月27日，国家跳水队总教练徐益明以及高敏、谭良德、熊倪等人来到北京站。在北京站的电影厅里，徐益明在逐个介绍了这些著名运动员和他们的战绩后，作了一场近两小时的生动的讲演。徐益明中等个头，运动员特有的矫健身材，皮肤晒得黑黑的。他操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讲到运动员们艰苦训练的情况，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矛盾和友爱，他们的严格要求和相互关心，为国增光的信念和五星红旗在国际大赛中升起那一刻的激动……他讲：“我们就是要外国人看着中国的国旗升起，听惯我们的国歌。”
那一场生动的讲演，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89年年底，我收到一封信，还有一张包裹领取通知书。来信人的姓名与通知书上的名字都是“沈醉”，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沈醉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小说《红岩》里的“严醉”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解放后他被定为“战犯”关押改造，1960年被第二批特赦；1979年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由“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任全国政协委员。
他在信中提到，他的一位朋友从外地给他托运来两筐苹果，但因年底单位要车不方便，他也无力去取。他希望将这些苹果送给辛苦工作的工人们，表示他对铁路工人的一点敬意。
看完信，我觉得他的这份心意，我们领了，但东西不能接受。他既然取货不方便，可以帮帮他。于是我就安排一辆顺路的车，将苹果送到他家。沈醉收到东西，很激动，赠送了一本他的自传《我这三十年》。
陈铎先生是中央电视台著名的播音员和主持人，由他和另一位女主持人共同演播的《话说长江》曾风靡全国。1988年铁路春运期间，他与《九洲方圆》摄制组到北京站采访车站的春节运输繁忙情况。
陈铎高高的个子，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说话很有分寸，声音带有磁性。他的工作有条不紊，很认真、仔细，时时地做着记录，采访工作很顺利地就完成了。
但他还有一个任务，他以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同我们聊起了北京铁路的运输压力，征求解决的办法。我们谈起扩能是唯一的办法，修新的大型客站势在必行。他听取了我和我同事们的意见并认真地记录下来。后来我听说，他还会同其他市政协委员一起到丰台铁路地区考察，写出一份在丰台站扩大能力、建设西客站的提案。我曾看到过他的提案，虽然北京西客站后来另有所属，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但从此事也可以看到陈铎先生办事的认真态度。
还有一次，我在贵宾室门口遇到天津市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和另一位演员，他们急于回天津，但没有买到火车票。我说我帮您送上车吧，于是就和他们一起去找天津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一见，忙说：“这是我们天津人民的骄傲，站长您放心，我们一定给安排好。”高英培一边道谢，一边幽默地说：“看来，当演员混个‘脸熟’，占大便宜啦！”
与进出北京站知名人士相遇，大多是舒心的回忆，但也有极个别不愉快的。1990年初的一天，有几个演员模样的人在大厅把着电扶梯拍录像，其他旅客堵了一大片，客运人员制止不了。我前去亮明身份，请他们到站长室说话。那几个人还算给我面子，跟我来到了站长室。这时我发现，拍录像的主角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位青春偶像演员。说话的口气非常大，好像到北京站来录像是在宣扬北京站，给北京站多大面子。
我还是首先讲明他们影响旅客进站上车不对，尤其是不听客运人员劝阻不对。提出两条意见供他们选择，一是如果录制正式剧目，可经过正常渠道，找车站宣传部门联系。如果是个人行为，则决不能影响旅客们的正常旅行。看来他们是自行录像，最后说不出什么，连说：“不录了，不录了。”匆匆忙忙地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