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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站长手记（连载三）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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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钱，他就开始胡作非为：嫖娼。在那个淫乱的圈子里，好多卖淫女都知道有个北京站的某大爷，出手大方，非常有“实力”。在那里，他尽情地挥霍、淫乱，而回到班上又成了热心工作的“好人”。自从他走上这条路，他就成了天天戴着假面具生活的双重性格的人。
这个车间工会主席的腐败和堕落，使他得到应有的下场，他被检察院起诉，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他的退休生活只有在高墙里面度过了。
这个案例的发生，为我们车站领导层敲起了警钟。“严禁以车票谋私”的条例，不仅是针对职工的，而更重要的是约束那些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层的。从那件事发生以后，车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对各级干部进行教育，并制定了有关制度和落实制度的措施。保证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再发生这样的丑闻。
“黑倒票”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本原因是铁路能力不足、车票紧张。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需求，“黑倒票”的市场就会产生。
记得在1991年去日本访问东京火车站时，我与当时的东京火车站站长吉冈二郎先生谈起“黑倒票”问题，吉冈二郎也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讲在日本的节假日期间，同样因车票紧张而出现“黑倒票”，只是量少一些，时间不会长罢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黑倒票”不可避免，就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毕竟“黑倒票”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丑恶现象，必须打击和严肃处治。但在目前还只能采取被动的方法，那就是“堵”和“截”。
“堵”就是堵塞车站售票上的漏洞，尽量少让或不让车票落入”票贩子”手中，这是铁路车站管理人员的责任。
“截”就是堵截和打击“票贩子”的倒票活动，使他们的行为不能得逞。在这方面，铁路公安是主力部队。
此外，要做到从根本上治理，恐怕也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扩大铁路能力，像当前，北京至上海间，一个小时内接连相对开出5对直达客车，车票还会紧张吗？二是采取高科技的售票技术和扩大售票网络，实现火车票的实名制售票。
走过了，回过头说一声“谢谢”
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站度过了10个年头，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10年。如果说在那段时间里，除了车站的干部、职工和铁路的各级领导外，我还怀念哪些人，我可以立即回答是公安段的同志们、专门报道铁路的新闻记者和共建部队。
在那些年里，是他们不离不弃地同北京站的干部职工一起面临着巨大的客流压力，同北京站一起奋争、一起呐喊、一起努力、一起工作。为北京站解除了许多困扰，解决了诸多困难，也帮助站长渡过了众多难关。走过来了，虽然过去了十几年，回过头来想一想，还是要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北京站公安段成立于1988年9月27日，它是由原北京站公安派出所扩展而来的。由于北京站的运输任务越来越重，铁路公安人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担负起北京站治安管理的责任，决定了北京站公安段的成立，公安人员也增加到300多人。
铁路公安在车站工作范围内担负着许多重要的任务，如加强治安管理，保证北京站的安全；配合车站运输，维护旅客购票、托运、乘降秩序；主动出击，打击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及“黑倒票”、“黑托运”、“黑扛包”等不法活动；外事、专运任务的保卫；车站内部的治安保卫等等。但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我感到最主要的、任务最重的、投入力量最大的还是前3项。
北京站公安段的第一任段长是姜战林，他上任不到一年，就遇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保卫北京站的安全和铁路运输的安全，成为对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站公安段的极大考验。1989年5月21日下午一场风暴向北京站袭来，有人以北京站进驻了部队为原由，鼓动多达十几万人封堵了北京站。
十几万人把北京站的站前广场堵了个严严实实，站在北京站的楼顶向广场望去，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是“人山人海”，人群充满整个广场，并充满站前大街，一直堵塞到长安街口的方巾巷。人群中挥动着各式各样的旗子，有的还在高喊口号，大有要冲击北京站之势。
这时姜战林立即组织公安段全体人员，全力以赴地把守各进、出站口，劝阻人们不要采取鲁莽行动。
在第一出站口，一群经常在北京站周围游荡的混混打着“市民敢死队”的旗子，煽动人们冲击北京站。公安民警面对这帮常常在公安段拘留所“过夜”的无赖之徒，义正词严，揭发他们的阴谋，使这帮家伙卷起旗子“蔫退”了。同时，也制止了其他人的轻举妄动，保证了北京站的安全。围堵局面一直持续到深夜，由于公安民警的坚守，最终人群才逐渐撤去。
试想，如果当天有十几万人冲进了北京站，其中会有一些不法之徒，那样会有多少列车遭到拦截和停运？在拥挤和混乱中会有多少人受伤甚至死于非命？北京站的设备和财产会遭到多大的破坏和损失？……一切都不可想象，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那在全世界的报道都会用上“北京站的毁灭”这样耸人听闻的词语。
每到春运开始的时候，北京站公安段的段长或教导员，就会拿着好几篇传真的信件来到我的办公室：“站长，你看，又有人写匿名信要在春运期间爆炸北京站了。”
“真的假的？你们公安又在制造假想敌了吧？”我开玩笑地说。
“不管真的假的，有敌情，我们就必须汇报，假的也得像真的一样对待。”回答是很坚定的。
的确没有假的，在北京站制造爆炸事件，引起轰动的社会影响，不仅是那些反社会的不法分子梦寐以求的事，就连那些抱有个人私怨，想以此惊动社会的也大有人在。
1980年10月29日18点15分，在北京站二楼南走廊发生爆炸，携带爆炸装置的犯罪嫌疑人当场炸死，89人被炸伤。在抢救过程中有8人死亡。惨痛的历史教训，永远让后人铭记在心。
因此，查堵危险品、防止发生爆炸和起火，成了公安段在平日、更是在春运和暑期的客流高峰季节重中之重的工作。在北京站的进站口，两台查危机在日夜不停地运转着，公安人员监督并引导着旅客把随身行李放在机台上，监控的公安民警认真地监视着荧屏，不时地将可疑的行李检出，由专业人员去核查。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管制刀具、子弹等违禁品就这样被清查出来，工作人员对此分别进行处理。
在春运期间，进站口的查危机会开机到四五台，以应对超常的旅客。就是客流再大，查危也不能放松，更不能间断。
据统计，1991年春运、暑期中查危3460起，查出危险品118500件。1992年，查危6130起，查出危险品75712件。
一个初秋的夜晚，凌晨时分，一声巨响震动了北京站。正在站长室值班的我，马上去问情况，得知站前广场发生爆炸。我赶到时，北京站公安段、北京站站前公安分局的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都赶到了，并对现场进行了封锁。现场是在靠近进站口的两辆垃圾车旁，一名不明身份的人引爆自制的爆炸装置，自残成重伤。
在后来经过反馈回来的情况得知，此人为私怨，想在北京站内制造爆炸事件，引起轰动影响。但因北京站的查堵危险品太严格，他几次走到进站口都退了回来。最后，只有在车站外面引爆自制的爆炸装置，进行自残了。
北京站公安段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打击“黑倒票”、“黑托运”、“黑扛包”的不法行为。
“黑托运”和“黑扛包”都是围着旅客的行李、包裹做文章。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围绕着北京站有将近200家托运站，其中有一些托运站采取欺骗的手法承揽旅客。有的穿着铁路服装，冒充铁路员工，向旅客宣传车站行李房已不再收货，把旅客骗到他们的托运部，以高价承运旅客的货物。我们俗称这些人叫“沾毛”的，他们欺骗了旅客，旅客不明真相，反过头来还要告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