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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站长手记（连载三）
作者：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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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黑扛包”的则是以将旅客随身行李运进或运出车站为条件，收取旅客费用。他们不仅在车站制造了混乱，有时，还将旅客的贵重行李盗走，造成刑事案件。
打击这两种不法分子，也是北京站公安段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打击“黑倒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长期从事 “黑倒票”的“票贩子”都有极丰富的倒票经验，倒票手法很是高明。一般不会一个人出动，最少要有3个人来操办这件事。第一个人专门负责联系需要买票的旅客，他的手里并没有票，他的任务就是摸请你是不是真要买票，如果你认为他是票贩子，把他抓起来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第一个人确认你真要买票后，他会给你引见第二个人，这个人手里也没有票，他的任务是确认你要的什么票，并与你谈价格；如果谈拢了，才会出现第三个人和你正式交易。有时，这第三个人手里也不拿票，是防你是公安人员来抓他的。只有能确定你是真买票的，才会有真正的交易。
所以，要抓到“票贩子”，只有具备更高明的手段。北京站公安段就具备“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的本领，仅1995年就打击“票贩子”9907人次。
在这些倒票的团伙中，危害最大的是伪造假票团伙。
出售假票，不仅减少了铁路运输收入，而且旅客持假票上车一旦被查出后，还要被罚款和补票，旅客大受损失。在铁路还在使用硬板车票时期，制假团伙一般采取挖补的办法来制造假票。他们先买来一张短途到站的车票，比如说买“郑州”车票一张，将“郑”字挖去，补上“广”字，再将价格挖补更改，这就成了一张完整的“广州”车票，价格却是原价的3倍。“票贩子”可以从中获得两倍的利益。更有甚者，他们从到达站收集用过的车票进行挖补，不用花本钱，可以白赚了。
1991年，北京站公安段根据掌握的情报，连续在北京市内挖出了11个伪造假票团伙，清除了一大批扰乱铁路运输秩序的隐患。
1991年底，随着苏联的解体，北京始发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北京站又上演了一场让人难忘的大戏。从那时候起，国内的一些商贩开始向俄罗斯倒卖服装、鞋帽、纺织品等货物，而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商贩也到中国来进行倒运活动。还有的是国际和国内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合伙倒运团伙，形成了“国际倒爷”的大军。他们携带严重超重的货物，强行上车。受到阻拦，就冲击车站，砸门撬锁，造成列车晚点并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铁道部决心整治打击“国际倒爷”的不法活动，组织了车站、列车段、海关、公安段等有关部门联合行动，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石希玉亲自主持。行动的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旅客携带超重物品上车，采取逐人、逐件查危、验票、检斤过磅的办法，超出规定重量部分先后采取超5公斤罚40元，再超每公斤罚100元。并且，严格控制各进出站口，不准私带旅客进站。
这样，主要的担子又压在公安段的身上。每逢国际列车开行的日子，公安段都要组织大量民警，许多人员都是加班上岗的。一次行动要出动20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公安民警。这项行动一直到1993年年中，随着“国际倒”热的降温，才算结束。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保驾护航”。我在北京站工作期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北京站公安段对北京站的工作就是“保驾护航”。
1993年初夕是1月22日，元旦、春节间只相隔21天。根据以往的经验，元旦、春节相隔较远时，有一部分旅客会安排元旦回家，这样相对会减轻春运的压力。而两个节假日相临如此之近，其结果只能是客流会过分集中，给春运造成更大的压力。
考虑到1993年春运期间可能遇到的困难，车站求助于新闻单位，在1992年12月24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邀请了20多家媒体的记者出席，对春运情况进行通报，并要求在舆论宣传上给以协助。
12月25日几乎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北京站的春运准备情况，电台、电视台也播发了消息。
如《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报道：“今年春运难点及对策：今年春运难点在于客流高峰集中在元月15、16、17三天，这三天北京各大专院校陆续放假。估计每天有5万学生登车上路。……为此，站长石玉林郑重托付记者告各界人士，如春节探亲旅游，务请避开这一客流高峰。”
帮助北京站进行舆论宣传的情况不仅在每年的春运，而且在暑期、在北京站举行各项重大活动时都会出手相助。像北京站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禁烟火车站”、1990年北京站作为北京市“迎亚运”5个重点宣传区之一、北京站迎送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等。
新闻单位对北京站不仅是宣传和表扬鼓励的朋友，更是监督和批评建议的诤友。多年来新闻界的朋友们批评北京站在卫生、秩序、服务态度，甚至个别人员敲诈旅客的问题，正是这些批评和建议才使北京站不断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保证了工作的改进和发展。
1986年的“北京站行包房事件”中，个别铁路职工借铁路运能紧张，旅客托运行李包裹困难之机，敲诈旅客的事实就是首先由某报社记者揭发出来的。也由此，使北京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得以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在运输能力没有得到大的解决之前，能顶住不断增加的客流压力，完成了艰巨的运输任务。
北京站长期聘请22名新闻界的记者担任北京站社会服务监督员。尽管由于工作和职务变动或年龄关系退休而不在其位，监督员成员换了好多茬，但我对那些为北京站作出贡献的记者朋友总是难以忘怀，经常地想起他们。如中央电视台的刘正铸、张辛海，《工人日报》的陈宗舜，新华社的杨理科，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潘善棠，《光明日报》的陆彩荣，《人民铁道报》的朱宏庆、朱魁成、朱海燕，《中国青年报》的孙亚明等。
1983年北京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国防大学、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北京军区总医院6家建立了军民共建关系，后来武警北京总队和工程兵机械学校也加盟。1989年和1991年又分别有北京军区52973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加入了与北京站共建的行列。
20多年来，无论是在北京站超负荷运转的最困难日子里，还是车站建设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刻，北京站职工始终与共建部队官兵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走过了令人难忘的历程。
北京站的干部职工不会忘记，在暑运的奋战中，不同军种、不同军阶的官兵，在为旅客送水、扶老携幼、接送重点旅客；在站台、在候车室打扫卫生。汗水浸透了衣衫，深情打动了旅客。在春运的寒风中，共建部队的官兵在疏导旅客的队伍，在人的海洋中他们热汗满身……
北京站的干部职工不会忘记，共建部队带来的不仅是人力的支援，思想上的共建更使我们收益匪浅。朱伯儒、大胡子师长、孙茂芳……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思想激励了北京站的每个人，促进了北京站的服务走上更高一层。
1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北京站来说，却是一段不短的路程。这10年创造了北京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新的丰硕成果。
曾几何时，中国铁路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时代。短短几年时间，铁路经过了5次大提速，高档、豪华、高速的“夕发朝至”列车，在全国的主要铁路线上奔驰，完全可以与欧洲的“城市列车”相媲美。新修的上海南站是更现代的高架、透光的火车站，已经在铁路车站的建筑上与世界先进水平靠近。京九铁路、青藏铁路等更多线路的建成和更多新车站投入使用，使铁路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
我从1955年12岁进入石家庄铁路中学读初中始，读铁路高中，上铁道学院，参加铁路工作，一直到去年彻底休息下来，整整50年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我深爱铁路，也衷心希望中国铁路走向世界的前列。看到当前跨越式发展的成果，感到十分欣慰。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铁路建设的前景会更辉煌。（全文连载完）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