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作者：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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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真使吴宓这样饱经风霜的老人也瞠目结舌。先是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掌了权。不久，西师的造反派“杀出来了”，成立了八三一战斗纵队。1966年12月4日，造反派在重庆城里与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保守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冲突。
吴宓在12月6日日记中记载：
“十二月四日下午重庆市工人纠察队在重庆体育场开成立大会，与在场之八一五及八三一纵队发生冲突，斗殴，互有死伤甚多；昨本校之八三一纵队竟捕去食堂之厨工(炊事员)数名，送城中拘押不放，今日西南师院全体厨工一致罢工，多人无所得食，——宓幸赖有唐昌敏，仍可得美食如恒。”(第七册547页)
12月中旬，唐昌敏因甲状腺病到西南医院检查后准备住院动手术，吴宓愿意资助她手术费，12月16日晚，“幼女贺国琼呈其父贺文彬短柬，索宓愿助唐昌敏住医院所需之用费百元；宓即批复，另以现款100元付贺国琼带回家中，呈贺文彬收。”(第七册557页)
虽然吴宓每月有200多元的离工资，但是一次就拿出100元资助一个非亲非故的家务女工治病，仍非一般的慷慨大度可以做到，由此也可看出他对唐昌敏工作的满意程度。
“一二·四”事件后不久，吴宓等人便改由造反派监督劳动与学习了。1967年2月25日，吴宓去领取2月份工资，却被告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只发给15元生活费，其余“减发”(吴宓原工资为272，5元)。次日“下午3—4唐昌敏来，宓与细谈昨减薪至15元事，并表示宓当给予其入西南医院动手术之全部费用。”(第八册52页)
工资被减至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了，吴宓还要资助唐昌敏治病的住院手术费用(当然是从他的存款中支付)，可见唐昌敏的工作对他的重要。
此后，因造反派的内部矛盾，局势又紧张起来。监管吴宓等“牛鬼蛇神”的人员在每天早上点名训话时警告他们：不要蠢蠢欲动，乘机翻案。
于是，惶恐不安的吴宓在1967年3月4日的日记中有了如下记载：
“午餐，米饭四两，唐昌敏特制豆腐干炒肉片一小罐，贺国琼送来，并为爇炭炉煮热供食。宓复柬致谢，但戒其勿再制送肴馔来，恐致责讥，谓宓罪人反不满于员工二食堂之供给耶!”(第八册57页)
接下来几天，唐昌敏遵嘱没有“制送肴馔”来，吴宓吃的是在食堂买的菜。但唐昌敏仍每日来帮做家务，其小女儿贺国琼每晚来为吴宓热牛奶。
处于“劳改”地位的吴宓在1967年3月12日中写道：
“唐昌敏自制素炒青菜头一罐(一角)。”(第八册65页)
此后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吴宓继续每天在“劳改队”劳动或学习，唐昌敏继续为他做家务，并不以他为“罪人”而逃避。吴宓对她工作的满意，可从4月24日的日记中看出：
“午餐，米饭三两，唐昌敏自制豆腐、鸡蛋、鲜笋汤(二角)，宓喜其素淡，叹以为美味。”(第八册112页)
一个平民家庭在武斗中的遭遇
然而，吴宓不知，就在他品尝美味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武斗已在酝酿之中。
1967年6月5日，在西南师范学院爆发了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冲突。吴宓当天日记中记载：
“晚，闻唐昌敏报告：今日八三一进攻春雷总部(居高临下之新图书馆)，大败，伤多人；校大门及校后门均严闭，禁人出入，为阻春雷之外援冲进校内，云云。”“晚间八三一广播不断。8—9时，忽来怪声巨响，类抗战时期之空袭警报鸣笛，而更粗厉，闻之心跳、欲呕，且若晕眩……”(第八册147页)
6月7日：
“闻唐昌敏言：(1)昨日校内之战，八三一死八人，伤二百余人。(2)大雨，暂止；然今日仍有战斗。(3)大小校门已摧毁，故今日出入无阻。(4)校内电话线已割断；自昨晚起，不复闻八三一之广播矣。(5)昨日下午军工队来援八三一者，为八一兵团阻击于井口，战斗死伤。(6)八三一今势蹙，故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为八三一队员者，其家今皆栗栗危惧，恐春雷及其友军来抄家、捕人；吾邻左右数家，已将重要衣物送至校外藏匿，且送幼孩至乡间暂住云云。”(第八册150页)
6月8日：
“夕，唐昌敏率其长女贸国俊来，贺国俊系八三一队员，今惧为春雷方面搜捕，决即逃走，而旅费尚缺15元，求宓赠助，宓袋中仅有9.30元，即以九元与之。”(第八册151页)
6月9日：
“唐昌敏之次子贺国昭为八三一队员，本月六日校内大战中，有人见其左颊负微伤，仍续战斗。是日，战前，曾来见其母(唐昌敏)，以其八三一队员证章等交其母，且为诀别之辞。……至今日下午，犹不见回家。悬知必已战死矣!……唐昌敏告宓时，涕”(第八册152—153页，原文到此中断，以后部分日记被抄走后失去。)
吴宓大概也为之担忧、焦虑了一夜。第二天，6月10日：
“宓谓唐昌敏云：贺国昭或未战死，而随八三一军撤退。果尔，下午贺国昭竟生还，来见其母，匆匆又去，将续在八三一军中作战，以潜伏校内之军工队之援助，准备抗击再来攻击之八一兵团云云。”(第八册153页)
后来吴宓在一次学习发言中说：“此次‘武斗’中，许多家庭、父母力图劝阻子弟勿往参加‘武斗’，然其子弟固皆少年，年富力强，轻生而好勇，坚决参加，一若非冲锋陷阵，流血战死，则不足为人者。——于是顺逆正邪各组织、皆易鼓动少年为之效死。”(1967年8月18日日记，第八册219页)吴宓平时以“反动权威”、“反共老手”之身被监督劳动、学习，并元机会接触到造反派的武斗人员，对他们那种“轻生而好勇”、“一若非冲锋陷阵，流血战死，则不足为人者”的狂热表现，很难有所了解。显然是贺国昭“诀别”母亲的情景使吴宓有了这方面的见识。
祸不单行。1967年7月4日，吴宓又记载了唐昌敏家新的不幸消息：
“上午8—10菜圃上班；到者四人(同昨)，所闻……(2)在碚市，两派沿街挨户搜捕敌派人员(唐昌敏言：其长子瓷国彦已被捕，送至江北安置)……”(第八册172页)
7月6日：
“唐昌敏来言：其长子贺国彦既被春雷搜捕去；次子贺国昭昨由家中潜出，径入西师，投八三一‘归队’参战；而长女贺国俊已逃至成都，安居省文联，因得父书训责，遂又(免费乘火车)归渝抵家，皆不幸之事也。”(第八册173—175页)
武斗造成的紧张局势，使唐昌敏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吴宓7月8日日记记载：
“唐昌敏今日上午10时入校，曾见其次子贺国昭来同午饭。下午4时回家，被阻于大校门，不放出(谓‘恐为春雷报告消息’)；4:30宓教其再往求查明放出归家(不再来校)，须详说伊子女皆八三一队员，今长子被春雷捕囚，次子贺国昭(曾奋战受伤)今在校，请寻来认明、作证、保释其出校云云。唐去，至晚未返此间当已得放出回家矣。”(第八册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