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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作者：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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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昌敏预支其1969三月份及四月份之薪津。以其幼子贺国昭下乡及长女贺国俊出嫁，故宓力助之也。”(第九册46页)
2月14日：
“用旧日红纸作帖，具贺仪人民币2元，致贺文彬、唐昌敏，为其长女贺国俊十七日(阴历元旦)嫁王声操礼。”(第九册55页)
2月17日：
“今日为唐昌敏嫁女之正期，贺国琼来代母职事，宓赐琼年节赏一元。”(第九册58页)
从“已成半死”到“死去复生”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牛鬼蛇神”教师一起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令集中到西师李园，过“集体管制生活”，强迫进行“罪行交代”和揭发批判(其间，唐昌敏仍经常来为吴宓取送换洗衣服。送煮好的鸡蛋和代他领取的粮票之类)。至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两个将吴宓“揪”着押进会场的学生恶意将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断，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5月9日日记，第九册104页)。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5月10日、11日日记，第九册104页)在如此状况下，他仍被强迫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抵达西师校内，“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第九册127页注1)。
吴宓1969年6月所写交代材料中写道：
“自1969六月二十一晚起……宓皆在本室安居，养伤、休息。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仍得过安适闲静之生活，有如死去复生。”(第九册127页注2)
吴宓1969年11月30日所写《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
“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第九册127—128页)
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开了批判斗争吴宓大会。此后吴宓又被多次抄家。“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第九册129页)
吴宓回校后这段时间的日记被工宣队、专政队抄走后“丢失”。好在有这些交代材料和报告，总算还保存下来一点对当时情况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看到吴宓“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和唐昌敏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服侍的可贵记录。
同遭劫难
1970年初，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凌厉的“一打三反”运动，吴宓和唐昌敏的家庭都在这场运动中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7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委会的主持下，西南师范学院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大会斗争“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所谓“现行反革命”，是指吴宓在日记中记载的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的言论。这些日记都已被抄走作为“罪证”。两次大会都由“革命群众”提出要求将吴宓送交公安局“依法惩办”。吴宓在4月所写交代材料中记载：
“……从此时起，校内校外一切人，都不敢和宓接近，不敢稍有沾染。女工亦辞去，不敢和宓再见面。”(第九册141页)
因1970年的全部日记“遗失”，所以不知道吴宓交代材料中所说的“女工亦辞去，不敢和宓再见面”是在什么时候。而吴宓腿伤致残后，需要别人帮助做的家务还增加了每日倾倒大小便(当时住房中均无卫生间，而吴宓难以每天多次外出去公厕解便)。真不知吴宓这段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
直到1971年1月2日的日记中才又出现了有关唐昌敏的记载：
“唐未来见，以所制馔交付曾焉。午餐，米饭三两，唐制黄芽白菜炒肉丝一罐。”“下午1时唐来，云：贺国枢体肤肿破以外，又发肾炎，仍在九医院治疗中。”(第九册150页)
显然，唐昌敏应该是在此前即1970年的什么时候就已经恢复了为吴宓服务。
1月3日：
“唐送馔来，买到鸡蛋十枚……交到1970十二月份送馔办事账单，共计支出8.08元，十二月份曾付唐6元，今宓欠唐2.08元。”(第九册151页)
1月5日：
“唐昌敏来……1970十一月份，宓仅付唐办公费5元，薪津未付；十二月份，全未付。昨购土霉素第五包，又欠唐0.70元。”(第九册154页)
从以上两则日记可知，唐昌敏至少在1970年的11月份即已在为吴宓这个全校“革命群众”都强烈要求送交公安机关“依法惩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服务了。
唐昌敏的服务仍然是令吴宓十分满意的。
1971年1月9日：
(午)“餐毕，唐来，制送糖醋白菜一罐，宓即食之尽。”(第九册158页)
1月11日：
“近午，唐昌敏制送来黄芽菜炒肉丝一罐，宓即食之尽。唐云，伊入校之后，遇任何相识之人，立谈或交言，辄有人在旁注意窃听，伊心甚畏惧，云云。”(第九册160页)
1月13日：
“正午，午餐，米饭三两，饮醋。适唐昌敏制送豆腐、菠菜炖猪肉一罐，遂同食之尽。唐言：办公室等处执事之工人皆认定宓为‘极反动之人’，劝告唐勿为宓服务；其解放军人则元异言云。”(第九册162页)
1月14日：
“近午，唐昌敏制送来白萝卜片素汤一罐，宓食啜之尽。即付唐元月份工资5元……”(第九册163—164页)
从这些“宓即食之尽”、“遂同食之尽”、“宓食啜之尽”，都可以看出吴宓对唐昌敏制送的菜肴是多么满意，吃得是多么香——甚至在已经吃完饭后(餐毕)还能“即食之尽”。而且，从日记中可知，唐昌敏给吴宓做的菜，几乎是每天不同样，这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应该记得，当时常常会一两样菜接连吃上十天半月不会变换)。
难能可贵的是，唐昌敏这时仍然面临极大的压力，她在西师校内的言行已经受到监视，使她“心甚畏惧”，驻西师的工宣队(“办公室等处执事之工人”)还在“劝告唐勿为宓服务”。善良的唐昌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为吴宓进行细心周到的服务的。
然而，在“革命”年代里，好人难得平安。“一打三反”的风暴，竟袭击了唐昌敏的家庭：她的丈夫贺文彬也被“揪”出来了。
吴宓1971年1月17日日记记载：
“上午11:30午餐，米饭三两。适唐昌敏送来所制肉丸、菠菜汤一罐。唐交来贺文彬(引者注：书中误排为贺之彬)柬，泣不成语，诉彬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其同僚残酷斗争，诬为贪污公款180元，已扣本月薪30元，昨晚释放彬回家，但彬须赶速交出贪污之赃款余数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