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作者：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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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以驺夫妇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悦宓之办法，徒增宓之怫郁，于是甚怒……”
“驺”即吴宓老友、已故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女吴汉驺，“宏勋”即其夫杨宏勋。吴宓托他们买英译本《毛主席语录》，只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而他们“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却“擅代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袖珍合订本，还给他寄来“宓向不佩带”的“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吴宓为此而“怫郁”、“甚怒”：
“宓今日特为悲愤，似觉死期将至。以驺禀，怒不可遏，遂迁怒于唐昌敏，责其生姜桔皮汤不早煎就，且告之以宓不日即死，健康已大损(唐云：伊已察知)，且将受全院斗争，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云云。(盖已不能控制自己矣)。”(第八册310页)
吴宓赌气说自己“不日即死，健康已大损”，朴实憨厚的唐昌敏竟天真地回答他说“伊已察知”(她已经看出来了)，读到此处真叫人忍俊不禁。
唐昌敏当然会明白，吴宓发的无名火只是“迁怒”于她。但她决不会想到引起吴宓发怒的原因会是一本“红宝书”。
没过几天，唐昌敏家又传来坏消息。1967年12月11日：
“唐昌敏泣告：其中子贺国枢在冶金厂(重庆市外)以‘砸派’被痛打，伤，折足。拟遣其姊国俊往救护枢回家，而患无资，云云。宓即助以人民币10元整(按，今年已赐助唐昌敏49元)。”(第八册316页)
好在贺国枢受伤并不重(“折足”之说显然不确)。一个多月后，吴宓1968年1月18日日记记载：
“购来煤球八十斤(0.92元)，付1元，贺国枢挑来。”(第八册357页)
转眼又是春节。在1967年春节除夕之夜，吴宓曾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第八册38页)
而在1968年春节之前，吴宓的心情就大为不同了。他在1月21日日记中写道：
“若但论宓个人生活(饮食起居)，今冬实较安适如意，而前冬(在中文系劳改队受八三一管制，值唐昌敏又重病久请假)则最劳苦困穷之时也(就宓一生作比较)。”因此，这天“唐昌敏来，宓付给一十二元为赠助其全家过春节(阴历年)。”(第八册360页)
从“惟祈速死”到“安适如意”，两个春节、两种心情的巨大反差中，也可看出唐昌敏对吴宓生活上的细心照顾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唐昌敏在吴宓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吴宓日记中多有记载。1968年3月19日，有人想与吴宓交换住房，吴宓在日记中记载：
“夕，徐炳旸来，欲以其文化村二舍居宅(一大间)与宓此宅(两间)对换……宓当即细陈述宓之衣食生活及家宅守护(防盗侵入)悉维唐昌敏是赖，而宓必须居本宅，始能得唐昌敏兼为宓作事；故宓实难与徐君对换，云云。徐君颔首而退。”(第八册416—417页)
“悉维唐昌敏是赖”，这句话充分反映出了吴宓对唐昌敏的满意和依赖程度。
相濡以沫
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然而，两大派武斗并未因此停息。就在这个月中旬，西师两派武斗再起，本已回校的八三一人员又再次撤离。
6月18日下午，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为表现自己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召开批斗“走资派”、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第八册480页)在大会上，吴宓不断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第八册482页)
吴宓身边没有亲人，他的痛苦，他的怨愤，都只能向家务女工倾诉。次日：
“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第八册483页)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大雨，学生还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
“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第八册488页)
这时，唐昌敏已经俨然是吴宓的女儿一般在精心照顾、护理他了。孤独的吴宓真是万幸，在这样“千夫所指”般的恐怖日子里，总还有一个善良的唐昌敏能在他挨斗挨打后听他诉说，为他疗伤，还要为他寻取被人恶意扔掉的草帽……
吴宓并非不懂人情世故的迂腐学究，他也对唐昌敏表现出了应有的关心。7月16日：
“唐昌敏病假，遣其幼女贺国琼来代治馔。宓午饭毕即遣琼归，命勿再来，而自约定曾媪(104室之女工)暂兼为宓治三餐，每日烧开水二瓶(余事宓自为之，或暂停)。”(第八册502页)
但是，第二天(7月17日)：
“唐昌敏扶病持药(流行性感冒)来，住宿校内，勉强服务。”(第八册503页)
唐昌敏与吴宓之间，早已超越雇主与雇工的金钱关系。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成了他们之间很自然的事情。当吴宓因工资被扣发和鸡蛋涨价而打算少吃鸡蛋时，为了吴宓的健康，唐昌敏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减少她的工钱。吴宓在1968年11月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唐昌敏购来大鸡卵十五枚，付值2.55元(每枚价一角七分)。宓以手中之钱将尽，鸡卵价昂(且续增)，故决节省，早餐不食鸡卵，以馒代之(但粮票又将患不足)……”“晚餐……唐昌敏谏宓不可太求省俭，致伤身体而损健康(并愿于必要时减其薪津)；宓感其意，遂于晚餐加食油煎鸡蛋饼一枚。”(第八册611—612页)
1968年底，“革命小将”中学生全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学生贺国昭也只得下乡去当知青。吴宓曾经为贺国昭在武斗中的命运操过心，这时，他又对贺国昭下乡给予了资助。
1969年1月13日：
“唐昌敏之少子贺国昭(初中1966年毕业)遵令下放农村，缺冬天衣被。宓赐以(一)紫色西北毛线裤一件，此乃唐昌敏所请求者；(二)新棉花一斤，1968领得者。以上，今晚付唐拿去。”(第九册15页)
1月14日：
“晚餐……唐昌敏奉鸡蛋炒肉丝，加红绿辣椒一碗(谢宓昨晚赐贺国昭衣及棉也)。”(第九册17页)
2月6日：
“由活期折中取30元整(折上仅余存19.76元矣)付唐昌敏；二月十日又付10元；以上共给唐昌敏40元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