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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1期

温普林散文三篇

作者:温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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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坐着成箱成箱的啤酒。经常喝到天亮,聊到天亮。
  屋子对面有个精神病人,他能俯看到我们。他也光着膀子,从楼上用他那人艺多年培养出来的混厚的嗓子朗诵:飞毛腿导弹,萨达姆……从红军到抗战到萨达姆,整天地广播关于战争的消息。说完之后,一阵哈哈大笑,消失而去。我们也对着他一阵地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发现,这家伙简直是预言家,没过多久,美国轰炸了伊拉克。
  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天也亮了。宏光说,弟兄们走吧,我请你们去吃早茶!早上干嘛要喝茶呢?不明白。一帮人跟着宏光屁股后面去了。那时王府井只有一二家刚刚模仿沿海一带早茶的店。我们一吃目瞪口呆。社会主义物质已经极大丰富起来,早点居然这么奢侈。过去,我们每天一碗豆浆一根油条,或者两个火烧来碗馄饨就不得了了。
  在这种氛围里我一通地大侃,加上啤酒的化学作用,哥们儿几个豪情万丈。结果是宏光掏出了八万元人民币巨款,他说:你们哥儿几个拍片吧!令我们所有的人大为感慨,大为激动了一把(当时我估计他也不过只有十万块钱)。
  蒋樾决定放弃调到北影厂的大好前景。老毕辞掉了电影公司的工作。何飞比较腼腆,他说,我永远做你们的后卫。我们一看,何飞这么细皮嫩肉的,确实是经不了风雨摧残。他那时在展览公司搞设计,又有点小钱,以往弟兄们没饭吃的时候肯定都是找他。也好,留一条后路!我们同意何飞留在北京作为后应。宏光跃跃欲试几回,最后感觉自己肚皮太大需要减肥而作罢。
  曲肖武作为师爷给我们以精神指导。肖武满腹经伦,学贯中西,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记忆力惊人的好,头脑超常聪明。我们聊起西路军的时候,他会具体到某次大战役的小战役在哪个村打的,地理位置什么样,指挥官是谁……他可以细到恨不得连长是谁都知道。关于国共的事就更不用提了,他就是共军的后代。
  八万块钱离我们的电影梦还非常遥远,于是我们决定:先拍纪录片,一边拍片一边熟悉场地,了解民情、民俗,为故事片作准备。
  一经决定,哥儿几个就出发了。何飞一直把我们送到康区。我们再从康区进藏,基本沿着陈渠真进藏的路线走。
  我们选了两个选题,一是喇嘛藏戏团,一是活佛。在拍藏戏团的时候,我们仔细地调查过历史上发生的大白之争事件。
  甘孜有个大金寺,它是黄教三大寺的子寺。大金寺的势力非常强大,喇嘛向来有恃无恐,连官家的车马路过都要下马。甘孜白利乡的小活佛在大金寺里受到欺负。白利乡一位威望很高且性子极烈的女土司,路见不平找寺庙说理,实际这时候土司制度已经废除,但当地老百姓依然尊重土司的后代。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大白之争。大白之争的背后实际是寺产之争。两边开仗之后,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达赖想乘中原战乱恢复他大西藏的梦想,西藏政府乘机派了两个管带(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越过金沙江,从德格打过来支持大金寺,妄图把康区收复。后来又有土匪介入,几方一场混战,情况非常复杂。甘孜的县太爷平时草菅人命,一旦打起仗来,却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战死沙场。最后是老蒋派了蒙藏委员会的一位大员入康区调停,才算平息了战乱。这次战争中不少康巴人宁为汉人不降藏,背井离乡,造成了悲壮的民族迁徙。
  这个故事让我们激动。拍片之余我们常去察看地形,分析情况。只要回北京,我们就钻图书馆查资料。可惜这些笔记和复印资料都在飘流的岁月中遗失了。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的精神却非常好。我收养了两个小狼崽子,弟兄们都把他们当亲侄儿一样地看待。我们大家不仅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狼也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培养长大成人,继承革命,繁衍后代,随时准备拍摄“艽野尘梦”!因为我们要拍的电影里有狼群,上哪儿找狼群去?把这俩小狼崽培养成人以后,估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比较好交流,能听我们指挥了。不由自主地我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了狼的后代身上。我们回成都,狼也跟我们回,每天都要喂他们几斤猪蹄。用蒋导的话说,宁可我们饿着,也绝不让下一代饿着。
  那时我们没条件每天吃肉,这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中的青年是何等的难受啊。西藏一个叫王爷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管制片。每天吃多少肉喝多少酒都归他限制。有一次我在机房剪片子,王爷去给我买了两瓶啤酒两个类似北方烧饼一样叫作“锅盔”的东西回来了。几个弟兄们一看,问他:王爷,肉呢,老大得吃肉啊!王爷很冷静地说了一句:“锅盔”里不是有肉吗?!
  王爷在西藏电视台援藏八年到期之后欣然加入了我们这支流浪的队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在荒原上飘荡,我们精力旺盛,我们的情感丰富,我们的夜特别地长……
  夜里太多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谈女人,谈爱情,但也免不了谈理想。我们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的脚后跟爱上她,可以为女人鼻子到嘴唇那美丽的一段而神魂颠倒。
  蒋导总情不自禁地说,过这种日子真愉快。我们逗他,你要在北影厂呆着,搞不好成大导了。他说,副导其实不过就是一些星探,有点近水楼台的便利,可以先于导演摸摸女演员上下前后左右的情况。不过一旦选中了,女演员马上就傍上导演了。副导这时候只能是偷偷眉目传情,说得难听一点,过着一种蹭×操的日子。一看女演员家的灯光,暗号照旧,赶紧地溜进去。蒋导这么一演义,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老毕有收藏癖,他的家像个古玩店,各种各样前清的鼻烟壶、梳妆台,各种各样的玩具手枪、刀,挂了一墙。到了西藏毛病不改,喇嘛的帽子戴在头上犹如雨伞,康巴汉子的大刀一米多长挂在腰间,还不忘背上两把喇嘛吹的号,老太太摇的转经筒、大姑娘戴的绿松石,就像一个货郎担。而且老毕还爱穿红披绿,打扮得花哩胡哨,我跟他开玩笑:你怎么跟个山鸡似的!
   三年光景我们朝夕相处。打着一个杏黄旗:兄弟影业公司。我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注册,但已经觉得自己在江湖上有一号了,我们很为自己是中国第一代独立制片人自豪。到处自称我们是独子(制)。
  现在看来那种独立简直扯蛋,怎么可能独立呢?要么在中国化缘寻找投资人,我们不过做个枪手,撑死了是个小手工作坊;要么就给帝国主义卖命投其所好,拍点什么地下的东西,收集点秘密捐款之类。而我们这些人行得堂堂正正,向来的大老爷们儿,谁也不愿做汉奸之类的事。不愿以简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获取一张通往自由世界的门票。怎么办呢,只好碰运气。
  不过运气还算好。宏光顶不住之后,碰上广州的儒雅文化商人吴少秋。我们在成都诗人赵野随便地引见下相识。少秋年轻时候也是诗人,大家一起吃了顿火锅便一见如故。他老兄当场慷慨解囊掏了几万现金。少秋之举又使我们的理想苟延残喘了好长一阵。
  可惜我们的思想太超前,那时候文化纪录片在国内,毫无市场可言。在国际,我们无论从设备、技术还是意识上,想拿出像样的文化商品,距离还是太大。除了豪情万丈之外,我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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