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
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
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
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
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
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
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
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
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
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
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
——我们就爱听钱们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
“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
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
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
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
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又叫
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
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
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
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
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
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
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
自己的真实心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
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
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
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
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
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
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
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
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
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
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
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
批评他不让阿聪进
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
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
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
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
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
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
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iique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
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
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
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
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
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
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
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
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
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
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
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
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
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
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
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
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
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
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
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
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
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
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
到他虚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
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
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
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
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六
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
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
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
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
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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